吴稼祥：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

‍在我看来，把中国当前运行的政治体制称为“新权威政体”比较得体。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在1986年实际上已转人新权威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综合改革。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至少十次倡导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3月6日，他有机会对他倡导的综合改革进行总的定性和命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

第二，中国目前的政体，有任何外国标签标示不出的新意，新在哪里？二十年前，新在它的市场经济导向上；当前，新在它既有当代民主的成分，也有中国传统的权威成分上。因此，它是一种变动状态的过渡政体，是一种“双重模拟政体”：它实行的任期制、弱两院制和各种各样的选举，是对民主制度的模仿；它实行的准接班人制度、中央集权制度，以及最高领导职务不受弹劾和质询的惯例，是对中国传统权威的模仿。对民主的模仿是为了自由和平等，对权威的模仿是为了效率和稳定。没有对民主的模仿，中国的改革会失去航向；没有对权威的模仿，中国的改革容易翻船。
‍街头与广场政治提供的集体兴奋，像毒品一样，吸得越多越上瘾，看见别人吸了，自己没有吸到，绝不会善罢甘休，而且，越吸剂量越大。
‍‍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中国是一个很容易好心办坏事，欲速则不达的国家。大革命导致大专制，大跃进导致大破坏，大民主导致大混乱…这个事实不仅再次引起邓小平的重视，也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反思。中国政治思想界渐渐兴起了一股反对改革激进主义的改革保守主义思潮。邓小平是这个思潮的主要源头。1986年，他十次强调政治改革，只有一两次提到“稳定”和“安定”；1987年，他至少九次提到“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同样也不少于十次提到政治改革。不同的是，提到稳定安定时，浓墨重彩；提到政治改革时，点到为止。
‍但不能不指出，发展型政体的稳定性取决于发展，政体与经济发展的“钩挂得太紧，容易把自己逼上梁山。经济发展是水，政权是船，一旦经济增长受挫，水落下去了，船就容易搁浅。未雨绸缪，就要让政权的屁股从“发展牌的椅子，逐步挪向“民授牌”的椅子。
‍从全权政体到宪政民主，是一个高难动作，对它进行动作分解，就是分权，就是把全权逐步分解为法权。

一共有两类三个分解动作，第一类分解是“异质分权”，它只有一个分解动作，叫作第一阶段的新权威主义分权，就是把不同种类的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从政治权力的卵翼下分离出来，让经济权力机制化为市场，让社会权力细分为社会选择自由，把文化权力还原为公民的精神自由。分权是权威流失，为了补偿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威的流失，必须阶段性地加强政治权威，防止经济和社会活动失范。

经济上完成市场化，政治上到达发展型权威，就是第一阶段分权的终点。第二阶段分权就是第二类分权，叫做“同质分权”。顾名思义，同质分权就是对同一种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区分。同质分权有两个分解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纵向分权，第二个动作是横向分权。纵向分权在西方语境里叫做“非中央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或“联邦化”（federalization），在中国语境里可以叫做“地方分权”，或“权力下放”。
‍总之，从全权政体到宪政民主，是一条漫长的改革之路。这条路至少有三段里程，每段里程有一个路标：第一个路标是“新权威主义”，第二个路标是“新联邦主义”或者叫“地方分权”，第三个路标是“党政、议行分离”。20世纪末，我们业已走完第一段路程，不清楚的是，在这段路程的终点我们还要徘徊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