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的宪政前景问题

‍‍‍在宪政国家，左派反对自由放任（现在的说法是“新自由主义”），右派反对福利国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宪政民主国家的权力来自民众授子，授予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你承担责任提供服务。要你承担更多责任保障福利，就得给你更多权力；怕你妨碍自由，就给你更少权力，就无法要求你承担更多责任。但权责对应则是两者共同的，权大责亦大，责小权亦小，这就有了二者择一的问题。

但全权国家则不然，它的权力并非来自民众授予，也无须对民众承担责任。这就会造成权力不受限制，责任也不可追间。权力太大则民众自由少，责任太小则民众福利少，两者同时发生。这样就不存在二者择一的问题。面对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统治者，当然就应该限权与问责并行。
‍我在美国曾经有过一次演讲，回答过一个人的问题。他说他不明白中国现在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如果是左派得势，为什么对劳工这么糟糕？如果说是右派得势，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现在大批新自由主义？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西方国家的左派右派，在我们中国都不可能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老要追问政府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老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这种左派或右派都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我们中国政府喜欢左派为它扩大权力，喜欢右派为它推卸责任。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你得不得势，不在于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而在于你乖不乖。你作为左派，要为它扩大权力，但是不要追问它的责任；你作为右派，要为它推卸责任，但是不要限制它的权力。当然啦，最好、最乖的立场，就是既反新自由主义，又反福利国家。你反新自由主义，那我可以把自由弄得小小的；你反福利国家，那我可以把福利也弄得小小的。如此一来，人民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政府却可以权力最大而责任最小，这是它最喜欢的。
‍什么叫福利国家？魏玛共和时期出现的德语Wohlfahrstaat和“二战”期间英国威廉汤朴（1881~1944）启用的Welfare state这个词，都是指民主国家。全权国家当然也可以摘福利，但那是皇恩浩荡，赐给了你得感恩谢主，不赐给你也不能索要。只有民主国家，公共福利才能成为国民要求于“公仆”的一种责任，有了理所当然，百姓无须感谢；没有就要问责，当政者难辞其咎。瑞典“从摇篮到坟墓”都是政府责任，有谁为此山呼万岁？瑞典右派不喜欢福利，但他们执政时也不能不搞，为什么？老百姓要你搞，不搞就请下台！哪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民没饿死就得感谢“大救星”，饿死了你也不准抱怨！这是第一。
‍我认为在负福利体制下根本不存在“自由还是福利”的问题。对特权化福利，我就是极端自由主义者，亟欲取消之。而弱势者的福利中国过去几乎没有，现在是急需建立的问题，何谈取消？在这方面我就是“社会主义者”。中国现在既需要增加自由（为此要对政府限权），也需要增加福利当然是正福利（为此需要对政府问责）。如果说前者就是右派，后者就是左派，那我大概就是“既左派又右派”了。
‍其实就不要扯到马克思了，就是**自己在野的时候，对这种问题都很清楚。过去有人编了本《历史的先声》，把中共当年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宪政民主的言论辑到一起。中共那时要求民主（而且明说是“西方式的民主”、“美国式的民主”）的言论比今天的海外民运都高调。这本书涉及的是政治，但经济又何尝不是如此？国民党经济上搞国家管制国家垄断，共产党同样骂得厉害。那时***把中华民国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那时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据说就是因为国民党不民主，所以它的国家管制就是罪恶，那时共产党为民营经济摆脱国民党管制大造舆论，也不下于今天左派抨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后来国有资产换块牌子就从最“反动”的东西变成了最“先进”的东西。同样是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比过去还厉害得多），现在就不是“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而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改造落后的资本主义”了。所以我最近曾经说：市场化经济改革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思想解放”，只要把共产党当年的说法拿过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不就是对民主的私有化运动最好的解释吗？
‍像中国这种低人权的状态，如果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它是不可能有奇迹发生的。现在的朝鲜也低人权，比中国更低。中国改革以前也是低人权，但是它并没有什么经济奇迹。我的意思是说，低人权在开放的背景底下，是可以有一种所谓的竞争力的，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关于
‍劳工权益在中国是个大问题，其要害一是工人不能自组工会，集体谈判，自主维权；二是国家权大责小，只聚敛不保障。中国早就应该制定劳工法，但现在这个法管什么用？两个要害一个也不触动，只是进一步给国家扩权，国家可以整雇主也可以整劳工，一切都由政府说了算。
‍像这样一种资本和商品的相对流动，应该说是不利于西方的劳工阶层或弱势阶层的，理论上是有利于我们的劳工阶层或弱势阶层的。它之所以实际上并没有给中国的劳动阶层或弱势阶层带来多少好处，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
‍中国的劳工阶层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机制，既没有工会，也没有参与谈判的能力。尽管资本输入商品输出，本来是有助于提高劳工的谈判地位的，但是碍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这种谈判地位并没有成为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中国真有左派，你说他应该持什么态度？我认为左派应该持的态度，不是抵制这种经济全球化，把人家的资本拦住，也不是把我们的商品给扣下来，不出口。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劳工阶层不就更过剩吗？我们的资本不更稀缺吗？劳工的谈判实力不更下降吗？那么左派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左派应该指出的是：只有市场的全球化是不够的，还要有人权的全球化，还要有共同的人权标准。

共同的人权标准不一定是共同的工资标准。根据劳动力的供求，根据国家的发达与否，中国的工资水平可以比别人低些。但是发达国家的工人能组织工会，中国的工人却不能组织工会，这种低人权就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可以试想，中国的工人即使有了工会，他们的工资标准也不会达到美国的程度，但是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处于完全被宰割的状态。所以我说，西方左派反对经济全球化，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中国的左派，如果他们真是左派的话，就应该提出人权全球化，而不是连市场全球化都要堵住。可是现在提出人权全球化的人，恰恰被认为是右派。中国的左派积极主张中国的人权标准要不同于西方，讲得简单点就是中国人没有资格享受西方人那种自由。如果说右派有这种观点还可以理解，左派有这种观点，那不是有点太奇怪了吗？
‍留着这个问题，当局不是绑票你吗？我留这么多问题给你，你敢民主化？你敢民主化就天下大乱，所以你还是要支持我。政治保守派的自我实现逻辑不就是这样？
‍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说，目前这个改革模式是很成问题的。有些人说什么经济改革自然会导致政治体制改革，这不但不对，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相反的后果。这相反的后果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就是使得既得利益者越来越不想改革。他的权力那么大贵任那么小，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政府要想改革，肯定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的责任推卸不掉、权力又很难扩张。他的权力不能任意行使，但责任又不能想推就推，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跟你讨价还价了。你给我多少权利，我给你承担多少义务，给你提供多少服务，一旦有了这种谈判机制，宪政机制就开始形成了。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有这种谈判的可能。他的义务可以一点都不尽，权力却可以大得无边，那怎么谈？
‍我觉得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是根本忽略了在西方的民主化过程中，在建立民主走向宪政化道路的时候，所谓的中产阶级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资本家吗？还是指中等收入者？有谁能够证明欧洲脱离中世纪走向近代宪政的时候，是所谓的橄榄型社会？或者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收入者？或者大部分的人都是企业家？根本没有的。

其实middle class的所指，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人，也不是指资本家，更不是指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它指的是谁呢？它指的是相对于欧洲中世纪两大阶层之外的一种中间等级，就是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的人。讲得简单点，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的人是谁？市民。所谓市民，当时既包括最穷的人，也包括最富的人。无产者和资产者都是市民等级的组成部分。
‍所以，如果硬要套这个说法，那就只能说：有专制皇帝，中国就连一个中产阶级都没有（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奴仆）；没了专制，中国所有人都变成中产阶级了（所有人都不互为主仆）。换句话说，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从逻辑上讲，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

当然，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如果说到中等收入者，那么我要说，两极分化严重（就是中等收入者少）对任何社会都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贫富悬殊的民主社会当然不易稳定，但贫富悬殊的专制社会难道就是稳定的？贫富悬殊条件下启动民主当然有危险，但贫富悬殊条件下维持专制难道不危险？“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自古以来就是这个理，与民主不民主何干？我国历史上一次次血流成河的天下大乱是怎么来的？难道都是因为搞了民主？
‍所以我认为“非主非奴的自由人”的确是民主化的基础，但这只对欧洲历史有意义。在没有领主制传统的中国，皇权之下人人皆奴，离开皇权人人非奴；因此，自由人的产生与民主化根本就是一回事。马克思说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动力（据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只有后者才是动力了），我倒更相信这个。当然不见得要“革命”，他们同样可以成为渐进的民主化的动力。
‍秦：我最不赞成“民主路线图”这样一种说法。哪一个国家的民主是根据什么路线图搞出来的？世界上有哪一个？包括苏联东欧哪个变化？而且，所谓有多少人主张民主，有多少人反对民主，这个东西从何谈起啊？这个东西，你怎么来量化？而且，尤其是苏式社会，更谈不上这一点。苏式社会的变化有谁能预测？苏式社会里头谁真的主张什么，又怎么能够断定？这种体制下就连“亲密战友”之间都不知彼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旁人要去预言这种深宫政治，根本不可能。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档案，最早主张搞非斯大林化的不是别人，就是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当时谁能想得到？反过来，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关键时刻为虎作伥替苏联人下狠手进行残酷镇压的是谁？不是“斯大林主义者”赫格居斯或诺沃提尼，而是斯大林时代坐过牢、后来又是“改革派”干将的卡达尔与胡萨克（尤其卡达尔一夜之间就来了个黑白大变脸）。反倒是赫格居斯当时苏联人没有用他，他手上没沾血，几年后反而变成了民主派！所以我觉得，在人人带着面具生活的体制下，根据一个人的过去来推测他的未来，是根本靠不住的。现在去讨论中国哪些人将来会以什么样的手段，来把中国引向民主，这个问题根本就无解，而且讨论这问题也得不到真正的信息来支持。你凭什么断定这个人就是这么主张的？现在满口专政的那些人，老实说一旦风吹草动说不定就变成了清算共产党的人，在东欧不就是这样吗？

而且，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可以从前定条件中算出来它是必然会民主化的呢？我研究历史多年的一个心得，就是不再相信任何决定论。我既不相信普世性的决定论（任何民族都必然会走向民主），也不相信“文化决定论”（由于文化基因不同，一些民族必然会走向民主，而另一些民族必然不会）。我仍然相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但那就是个价值判断，就是相对比较好的和不好的。那与“必然规律”无关，任何民族都不能说一定是从不好向好发展的。好的东西能够搞成，都是努力和试错的结果。
‍‍就英国而言，前年《大国崛起》很火，大家都讲“大宪章”，但从大宪章就能推得出宪政民主吗？大宪章不过就是国王打不过贵族，迫不得已要让步。大宪章后来在英国的历史上，不知道被重提了多少次，原因就是只要国王一强大了，他就根本不把这个当作一回事。等到他再次失败了，这东西又拿出来了。只不过英国后来正好有一些条件，使得国王老也不可能彻底打胜，老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英国人就是碰巧。你不能说英国人从哪个时代开始就有了某种基因，说他们必然就可以走向这条路的。

而且，就算大宪章得到充分遵守又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大宪章无非就是贵族势力强大到国王惹不起。其实大宪章的制定，本身就是在农奴制的黄金时代：因为贵族的势力太强大，一方面抵制了王权，另一方面就是对农奴的控制力强。但是民主化能在农奴制的基础上搞吗？英国后来的历史实际上是经历过一个王权成长和贵族被削弱的过程，那就是都铎时期，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所谓市民与王权联盟的那个时期。市民与王权联盟起来，借助扩大王权来把贵族的势力压下去，这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颠覆了大宪章。等到市民羽翼丰满了，它再来搞掉王权。但是，市民与王权联盟是不是都能有这个结果？那也不一定！英国是市民利用王权压下贵族后自己成长起来了，而西班牙却相反，国王利用市民压下贵族后搞出一个老大帝国，市民反而衰败了。

因此你也很难说，即使大宪章得到了遵守，它就能一直走向民主化。实际上英国就是在一下子王权大、一下子领主大这个过程中，市民权利有了越来越多的缝隙，然后就越来越成长起来。它就是在这个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成起来的，而且它的前途从来都是不确定的。
‍‍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也是一样。我很讨厌决定论。有人说中国不可能民主化，也有人说中国必然会民主化，我只能说民主是一个好东西。所谓历史的进步或者落后，只是一个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某些东西比较好或者比较坏。但是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够断言，历史到底是从比较坏发展成比较好呢，还是从比较好发展成比较坏，还是不断地循环？不仅中国没有人能够断言，英国也没有人能够断言。只不过英国现在走到这一步了，我们可以从英国人实际走过的道路去判断它的前后序列，但是前后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因果关系吗？一定是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陈：序列关系（比方说先A后B）当然不见得就是因果关系（因为A所以B）。有些其他的历史可能性（比方说C、D）只不过是没有实现，而不是从来没有可能实现。这是您的意思吗？

秦：对啊。而且我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也很简单的说法。我说历史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这因果关系是概率的，你不能说必然，因为历史过程毕竟不是物理变化。但是，任何小于1的概率多次相乘，结果都会越来越小。例如，由A导致B的概率如果是80%，由B导致C的概率也是80%，那么由A到C的总
概率就只有64%；这个因果链条再延续下去，到D、E、F…的概率会越来越小，乃至趋近于0。

这意味着：所谓因果只有比较直接的才有意义，那些把因果链延伸很长的“深刻见解”往往是很少意义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说光荣革命造成英国现在这个样子是有意义的，但说大宪章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几乎毫无意义。同样，说1989年的事件导致今天中国没有民主化是有意义的，说它就会使中国未来几百年都没有民主化就过于狂妄；至于说由于孔夫子或者秦始皇时代的某种“传统”，就使我们注定永远不可能有民主化，那就近于胡说八道。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东西决定了中国必然会有民主。我们只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这个好东西能不能实现？事在人为，努力就有可能；不努力，你就不要去怪孔夫子了。

所谓“路线图”其实就是因果链，我觉得那同样靠不住。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去讨论中国将来就会怎么样，或者就不会怎么样，或者就由哪些人通过哪种路径，比如说什么先党内啦，或者什么先基层啦，我觉得这些谈法意义不大，我是很不赞成这种讨论方式的。

我现在只能确定一点，就是为了民主化应该做什么（既应该限权，也应该问责）。至于实际上能够做什么？见缝插针，有空就钻，能做什么尽量去做就是了，何必自为立限？中国如果想要渐进地走宪政民主这条道路，可以从上走也可以从下走，但是方向来讲，都要“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我们有些人可以不断地追问政府的责任，但是千万不要给它扩大权力；我们有些人可以去限制它的权力，但是千万不要帮它推卸责任。如果这两拨人持续进行这样的努力，我相信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而已。如果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受制约，责任越来越受追问，那，总有趋向于权责对应的那一天。但是如果我们这两拨人，都基于某种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去做相反的事，也就是左派为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为它推卸责任，那中国就离宪政民主越来越远。这种左派也好，这种右派也好，都起了宪政民主的绊脚石的作用。
‍‍张五常最近说，中国的体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还说天下大势就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不要以为这只是开玩笑。张五常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左派，他实际上是指福利国家竞争不过血汗工厂，高福利不如低福利，低福利不如负福利。奇怪的是许多“左派”朋友居然也为这种趋势拍手叫好，说“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将是左派的胜利，这真是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