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 摘要

弗洛姆提出了一个有些奇异地融合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一方面，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大部分概念，包括潜意识、压抑、防御机制、移情以及将童年视为许多心理障碍根源的观念；然而另一方面，他无法接受弗洛伊德仅仅将人类视为一个机械性的生物实体，于是吸纳了马克思所捍卫的原则——人类受到文化和经济制度的制约，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格。
总之，个体化使人走向自由，孤独却令人失去安全感，疏离、不安、焦虑随之而来，这就是自由和安全的矛盾，它造就了现代人最基本的困境。于是，自由的悖论出现了——从前社会的安全是不自由的安全，现代社会的自由是不安全的自由。自由是一件很难拥有的东西，我们以为一旦得到它一定会将其奉若珍宝，然而，当我们真的拥有了它却开始逃避自由。

如何逃避？弗洛姆提到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即让渡自由，寻求一个强力且掌控一切的独裁者、集权政府或国家机器来庇护自己，将自我消解于一个巨大的权威里以换取秩序与安全（在弗洛姆看来，纳粹的崛起正与这种社会心态有关），又或者自己成为这样一个系统中的绝对权威去领导他人。
……

第二种逃避自由的方式是“破坏/毁灭”（destructiveness）。由于害怕具有威胁性的环境，有些人会通过先打击和摧毁它来逃避其可能对自己的伤害。常见的包括日常的暴行、故意破坏、犯罪和恐怖主义。另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是毁灭自己来应对痛苦，如各种破坏性的成瘾行为、自伤、自杀等。背后的逻辑则是，如果我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事情能伤害到我？

逃避自由的第三种方式是“自动从众”（automaton conformity），大意是依附于某种宏大叙事，通过与其他人一样来将自我隐藏于大众之中以此获得安全感。
“自由，是积极的实践，还是模仿的游戏？”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在弗洛姆看来，现代社会的自由看似是自由，但并不是真正的“积极自由”，而只是一种“消极自由”，因为它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相分离的基础上的。弗洛姆用了“异化”（alienation）这个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词来解释为什么现代社会的自由是消极的，他将异化的个体定义为“只能以片面方式体验外部世界但与内心世界脱节的人”（Fromm, 1990）。

在弗洛姆的眼里，现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同类，异化于自然。最典型的例子是，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下的人们因消费而疯狂。…… 人们不断通过对于商品的占有来定义和彰显自己并沉湎于这种占有，从中获得满足。“to have”（拥有）完全压倒了“to be”（存在）。更夸张的是，不仅人与物的关系是异化的，人与人甚至人与自己的关系也是异化的。人们互相视对方为可利用的工具，评价他人的标准不是这个人是否自由充分地发展，而是看其在社会中取得的权力、地位、财富即成功程度。
那么何为积极自由？弗洛姆说，那是“一种将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同时又不消除其个性的能力”（Fromm, 1941: 29），换言之，是不牺牲与自然、他人、自我的联结同时又能推进独特性与个性发展的自由。这是一种不仅不会让人感到不安全，而且可以让人尽情去做其认为有价值的、好的、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的自由。

如何才能实现积极自由？弗洛姆提供的方案是，去爱。……爱是一件需要有意识付出努力的事情，它就像一门艺术——绘画或者弹钢琴——一样，需要知识和体验，需要学习和实践。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只是将爱视为随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那就不会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爱负责，并会像随时“坠入爱河”一样轻易“失恋”。换言之，人们不能无缘无故地期望得到无条件的爱而不做出自己的贡献，爱并没有那么容易，它真的需要勇气、行动、承诺以及高度责任感。
……

除此之外，弗洛姆眼中的爱并不仅仅是与特定的人的关系，它是一种态度，是对生命、生活与社会的积极关注和负责，因此决定了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它更是一种能力甚至一种变革性力量，可以用以改变自己，改变社会。于是，一个能充分发挥自身个性与潜能并能与他人及世界建立起丰富、有意义的爱的关系的人就是弗洛姆眼中的理想人格——“生产性人格”（productive character），这种人可以通过自发的创造性活动以及与他人的团结协作实现真正的积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