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 摘要

马斯洛正式成为心理学“第三势力”（third force）即“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的旗手与发言人。所谓的“第三势力”是相对此前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来说的，精神分析把人看作生物本能与社会文化冲突的牺牲品，行为主义将人视为外界环境中奖励与惩罚的被动接受者，它们都持某种决定论（精神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而人则是那个被决定的卑微无力的存在，这显然有失偏颇并将心理学局限在了对人性中黑暗、消极、病态、动物性一面的理解上。马斯洛倡导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关注人的积极面，研究健康的功能完好的人，关切人的进步与尊严，目标是让心理学回归真正的“人学”。
他区分了两类爱：一类叫“匮乏爱”（deficiency love），被匮乏爱驱动的人追求爱只是因为缺爱，这种爱本质上是自私和自我中心的，即从自身缺失和弱点出发企图找一个弥补缺憾的人，他们渴望爱就和饥饿的人渴望食物没什么两样；另一种叫“存在爱”（being-love），这是一种成熟无私的爱，它不从自我利益出发，也不想占有对方或利用对方让自己更好，而是视对方为独立的个体，愿意为对方付出并为对方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骄傲。
需要层次理论睿智地描画了人类心理进步的阶梯。或许对于人类来说，对这些需要的追求便是生而为人的意义，此意义在于衣食无忧，在于安全无虞，在于爱与被爱，在于功成名就，更在于自我实现，这便是需要层次理论带给人类的非凡洞见。

那么，如果去除掉这些生而为人的意义，甚至故意消解掉这些需要的价值或忽略这些需要的满足，会发生什么？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非人化”（dehumanization），它的本质就是贬低他人的心理需要。
在工作领域之外，人们也会普遍倾向于贬低特定人群的心理需要，例如，认为对于无家可归者、老人、儿童、穷人等弱势群体来说，高级心理需要没那么重要。以无家可归者为例，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人需要的就是钱及最基本的生理需要满足，因此，如果此时有两个捐赠计划，他们更愿意捐赠给提供这些人餐食的“膳食计划”而不是帮助他们提升积极情绪的“幸福计划”。然而，当研究者找到那些真实的无家可归者询问时却发现，他们自己并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自己的高级心理需要和他人一样重要，他们更愿意参与“幸福计划”而不是“膳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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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先满足了低级需要才会出现高级需要”的观点（如前所述，马斯洛并没有强调这个“一定”）看起来又已然相当深入人心，于是很可能导致慈善救助时的错位，即把受助者视为不具备高级需要的人或认为高级需要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进而忽略了他们同样需要被爱和被尊重。这将带来令人遗憾的后果——消解掉那些较高级需要的重要性并不是在真正地提供帮助，而是一种将对方视为“非人”的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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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耳熟能详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当代还能给人们什么启示？我想或许是——请把人当人，也把自己当人，从看到、认可并尊重他人和自己的心理需要开始。
约拿的故事出自《圣经》，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直渴望得到神的差遣以为神效犬马之劳。有一天，神终于被他感动，赐予他一个光荣的任务。然而，面对梦寐以求的使命，约拿却临阵脱逃了，神的力量就到处寻找他并试图唤醒他，最后，约拿几经反复终于悔改，完成了他的使命。借用这个故事，马斯洛以“约拿”来指代那些渴望成长却因为某些内在阻碍而害怕成长的人，这种在成长机会面前的恐惧、茫然、纠结就叫“约拿情结”，用马斯洛自己的话说，即“对自身伟大的恐惧，对自身命运的逃避，对自身最优秀才能的远离”（Maslow, 1971: 34）。由于“约拿情结”阻碍人们成为可以也应该成为的人，故而就成了自我实现的绊脚石。
在高峰体验中，人们的认知状态将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为从“匮乏性认知”（deficient cognition）转变为“存在性认知”（being cognition）。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认知经常是功利性的，即以自我为中心和出发点，视某一事物之于我们的效用价值来生成对它的态度，比如，因为我们需要某个东西而喜欢它，这就是匮乏性认知。相对地，存在性认知则无所谓该事物与我们的关系如何或能否为我们服务，而仅仅因为其存在本身即认同、欣赏和喜爱它。换言之，这种认知是超越自我、忘我甚至无我的，高峰体验中的认知便倾向于如此纯粹，此时感知到的是事物的本真，而不会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去歪曲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