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谁战胜谁

盲目性是其正义之神的属性。虽然竞争与正义很少有共同之处，但值得同样称道的是，二者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我们不能预测，谁将是幸运的或者谁将受到灾难的打击；赏罚并不是根据某人对人们功过看法来加以均摊的，而是要取决于他们的才干和运气，这和我们在制订法律规则的时候不能预测执行这些法律规则将对哪一个人有利和对哪一个人不利是同样的重要。
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
在把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移交给国家时，就是把国家置于实际上其行动必须决定其它一切收入的地位。
相信授予国家这种权力，只不过是将这种权力从其他人手中转移给国家而已，这是错误的想法。这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权力。是在竞争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会拥有的权力。只要财产分散在许多所有者当中，他们之中的任何独立行动的人，都没有特权来决定某某人的收入和地位——没有人会依赖于一个所有者，除非他能够给前者以更优厚的条件。
如果所有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
政府一旦为了公平的缘故而走上计划的道路，他就要对每个人的命运或地位负责。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我们都将要知道：我们日子之所以比他人过得好些或坏些，并不是因为那些没有人加以控制和不可能肯定地加以预测的情况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某些当权者希望这种结果。并且，我们对于改进我们的地位所作的一切努力的目标，将不在于预测我们无法控制的那些情况，和对那些情况尽量地作出准备，而在于设法使握有全权者作出有利于我们的决定。19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家们的梦魇，即“除了通过政府之外，走向富裕的道路是不存在的”那种局面，将会实现到他们所想象不到的天衣无缝的程度。
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
正是政府行为的范围决定着，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所得到的每一件东西是否都要有赖于政府；并决定着政府的影响只以使有些人将按某种方法在某个时候得到某些东西为限，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之间的整个区别就在于此。
对于完全平等的同意，可以解答计划者必须解答的一切价值问题，而达到较大平等的公式实际上却不能答复任何问题。它的内容不比“公共利益”，或者“社会福利”这些用语有更明确的意义。它并未使我们能够不必在每一特定的场合里，在特定个人或者集团的价值之间作出抉择，并且，它无助于我们作出这种决定。它告诉我们的一切，实际上就是要尽量向富有的人们索取一切。但一到分配这种掠夺品的时候，问题依然如故。
我们所有的标准是从我们所了解的竞争制度中得来的，并且在竞争消失之后，这些标准也必然迅速消失。我们所指的公平的价格或合理的工资，就是依照惯例的价格和工资，就是已往的经验使人们期望得到的报酬，或者，就是在没有垄断剥削的条件下将会存在的价格和工资。
如果计划者决定需要为数较少的建筑师或表匠，而这种需要可又由那些所得报酬虽然较低，但仍愿意留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们来满足的话，那么，所谓“合理的”工资就比较低些。在决定各种不同目标相对重要性的同时，计划者也就决定了不同集团或个人的相对重要性。由于他不应该把人民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因此他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并且有意识地让不同目标的重要性同其决定的种种影响保持平衡。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对各种人们的情况加以直接控制。
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伦理价值标准，无论多大的学问，也不会使人们对有意识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持相同意见。证明某种计划是正当的这一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合理的说服，而是接受信条。其实，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最先承认：他们所承担的任务要求普遍承认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一套明确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发动一个受到这样一个单一世界观支持的群众运动的努力中，首先创造出了这些灌输工具中的最大部分，这些灌输工具也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有效地加以利用过的。
存在于法西斯主义者或民族社会主义者与原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主要地应当被看作是在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派系间一定要发生的一种矛盾。每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应由国家的意志来指定这一问题，在他们当中是没有异议的。但什么是各个不同阶级和集团应有的地位，对此他们从前有、将来也永远会有最深刻的分歧。
它们知道，一个最强大的集团，集合了足够的支持者拥护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秩序，同时又对它所号召的那些阶级公开地许以特权，它是易于获得所有感觉失望人们的支持的，因为这些人起初曾获得过实现平等的许诺，但后来发现他们只是促进了某个阶级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理沦，或者一个世界观，这个理论或世界观似乎足以证明他们所许诺他们支持者的那些特权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