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基于湘西地区的一点反思

二 跳脱国家叙述的框架？——“攀附”、“逃离”或“挪用”说
……要理解西南地区丰富多元的族群及文化，一方面不能因为他们当代的非汉身份，就把他们当作一个一以贯之的长期延续的非汉实体。这种“实体说”，往往从各种历史记载、留存的风俗等去追溯族源，建构不同族群之间的序列关系，然后归纳在中华民族的实体之下。在一定程度上，这往往也容易演变成另一种大一统和近代国族建构这类历史书写的延续。另一方面，随着埃德蒙·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巴斯（Fredric Barth）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对族群理论、民族国家的反思，族群的主观性及族群边界对族群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学界重视。这些理论被引入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后，不少学者一度认为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之下的各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在近代民族主义下，经过近代想象、建构和操弄的结果。对此，王明珂、温春来等人的研究已经精辟地指出，建构说的问题在于过度割裂了跟传统的关系，国族与族群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结果，有其深刻的古代基础。
王明珂在利奇与巴斯研究的基础上，强调边缘是观察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指出“‘中国人’并不完全依赖内部的文化一致性来凝聚，凝聚他们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华夏的形成与扩张，就是边缘族群通过“攀附”而“华夏化”，以及华夏边缘向外推移的进程。这一理论极富挑战与野心，是尝试跳出中原王朝与地方社会的叙述框架，对既有的中华民族的形成理论进行的颠覆与重构。斯科特（James Scott）则反其道而行之，讨论族群逃离国家的历史。他的著作将对土著主体性的强调发挥到极致，颠覆性地将在东南亚大陆的佐米亚（Zomia）崇山峻岭中的高地族群，诠释成为躲避低地国家政权高压集权统治的主动逃离者。该书指出他们一系列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反文字倾向与族群建构的方式等，其实都是为了适应这种逃离的形态而主动选择的结果。这种用以逃避国家管制的策略，即“逃避统治的艺术”。张兆和（Siu-woo Cheung）则通过对近现代苗族的人类学考察，指出在“攀附”理论所暗示的世居居民对华夏文化的全面驯服以及“逃避统治的艺术”所展示的完全“逃离”国家管制理论这两种形态中间，世居居民可能会通过“挪用”的方式，以应对国家扩张及近代国族建构，来形成与表达自我的身份认同。
“攀附”、“逃离”和“挪用”说，不约而同地将人，尤其是过往以国家为历史书写主体的研究中最被忽视的世居人群的主体性放在更为核心的位置，为理解西南地区丰富多元的族群与文化提供了富有启发与解释力的三个理想模型（idea model）。他们有力地挑战了以往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实质上深受当代民族国家理论、现实与情感影响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书写范式。其中，在“华夏边缘”理论所提供的这一理想模型中，不论是华夏，还是边缘，都不是一种可以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抽象存在；华夏边缘的推移这一理论，在模糊国家叙述的主体性时，尚须进一步展示其推移的具体机制、动力、不同的人群参与的具体历史过程，这些都在呼唤更多的以人为历史主体、关注具体过程与机制的实证研究，如此才能真正彰显出这一理想模型的解释力与局限所在。斯科特的“逃离”理论为东南亚等地的高地族群的多样性与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极富开拓性的历史书写模式。这一理想模型将世居居民社会自身的内在逻辑放在更核心的位置，把历史上的人群而不是国家当成历史书写的主体。然而在这个理想模型的背后，也隐含了山地人群所采纳的生计与社会组织诸方面形态，其根源在于要逃离国家，即虽然他们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国家才是他们生计与社会组织等诸文化形态的决定性动力。当把这一理论具体运用到理解西南地区山地人群的历史时，一方面需要注意已有学者展示出西南地区其实一度有着非常深厚的王权传统；另一方面至少从湘西的案例中可以发现，逃避统治的艺术也是丰富多彩，山地人群不一定要依赖逃离国家来实现这一目的。如何真正将这些富有创见的理论用于思考西南地区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尚待更为扎实的实证研究。“挪用”这一理论框架，本身就是基于西南地区山地人群的实证研究，呈现出他们是如何利用传统时期国家和士大夫对他们的分类与描述，在近代表达其身份认同与争取资源。这样，既非常动态地展示出世居居民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又充分关注到王朝国家对他们各个层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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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也是“蛮夷”杂处的湘西地区，直到清朝，官员们还对修建象征内、外有别的边墙兴致勃勃；民国时仍称之为“边城”，并在“边政”的框架下进行讨论。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差异性历史现象，透露出即便是同样经历了中原王朝一系列典章制度、事件的整合，礼仪、教化大一统的推行，“异域”不一定就成为内地或者“旧疆”，更不必定成为“华夏”。事实上，在不少地方，“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一类“大一统”似乎依旧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事实上，广阔的西南地区，远非“华夏边缘”这一概念所能涵盖。边缘不是一种均质、不变的存在，西南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的不同时期，边缘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其所对应的中心也不一定只是中原王朝，或者只有一个中心。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王权、世居居民酋长对区域内文化与人群整合所起的作用，可能被严重忽视与低估。“攀附”华夏固然反映了部分重要历史过程与事实，但“非华夏”对“华夏”的“攀附”，未必就是一种先验的、不言而喻的存在。
……有时候，对边缘而言，“与君共舞”、“半推半就”甚至“换汤不换药”地改用而不是简单“挪用”，才是土酋维持自我权威与统治，甚至在区域内扩张的“艺术”。也因此，有时候华夏不必定是用来“攀附”、“挪用”或者“逃离”。不论是中原王朝还是西南边缘，有时候刻意维系“华夏边缘”，强调边缘的荒蛮与野性才是高明的追求。[35参见谢晓辉《只愿贼在，岂肯灭贼？——明代湘西苗疆开发与边墙修筑之再认识》，《明代研究》（台北）第18期，2012年；《当直接统治遭遇边疆风俗：18到19世纪湖南苗疆的令典、苗俗与“乱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4期，2019年；《延续的边缘——从宋到清的湘西》，博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2007。在此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的《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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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社会与历史，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字传统的文明古国。不对国家的存在与历朝典章制度有深刻的理解，就无从了解中国。然而，如果缺乏批判性阅读，以为这些汉文文献所展示的，就是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全部，那就有可能迷失在由汉文文字运用与推广所制造出来的大一统之中，从而忽略了历史长河中尤为珍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仅狭隘化了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内涵外延，难以真正了解中国社会整合和中华民族认同建立的过程与机制，还可能成为延续上千年并仍在继续的大一统建构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