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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的优势，“订正旧史，以明国论”，改写历史，为现实政治张目。结果，“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
这其中，最典型的正是元祐以后为神宗朝编修的《日历》《实录》《正史》等书。一部《熙宁日历》，先由黄庭坚、司马康、港祖禹等旧党编修，后由蔡卞、林希等新党“看详改正”，直到宋徽宗时期都还没定稿。一部《神宗实录》，也根据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根据政治势力的消长而争论不休，反反复复竟修了5次：《神宗实录》开始修纂，正值元祐更化，司马光，吕公著先后负责监修，史官也对王安石和新法大加诋毁。
王安石的门生陆佃调人史局，同范祖禹、黄庭坚屡屡发生争执。黄庭坚说：“如公言，盖佞史也！”陆佃反唇相讥：“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是为第一次。绍圣元年（1094），新法派东山再起，攻击元佑本《神宗实录》“刊落事迹，变乱美恶”。不但追究元祐史官的责任，还增入对新法源有利的史料和评论，删除不利的文字，以朱、墨、黄三色，标记旧本底子上的新修、旧文和删削（后世称“朱墨本”），是为第二次。宋徽宗即位，一度推行调停党争的政策，打算重修 《神宗实录》，未几而辍，是为第三次。宋室南渡以后，绍兴四年（1134），高宗让范冲（范祖禹之子）等人重修《神宗实录》。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将北宋覆亡的祸根追溯至熙宁变法，重修的基调就是偏祖旧党，是第四次。绍兴六年（1136）以后，张浚、赵鼎两派斗争激烈，反道学的势力拾头，又翻出《神宗实录》加以重修，实际上只做了一些补缀遗漏的工作，是为第五次，也是最末一次。
实际上，自《神宗实录》绍兴四修本以后，对王安石“强辩”“奸邪”等不公正评价已经定型，先后被各种官私史书采纳。《四朝国史》的神宗朝部分，便根据四修本大肆诋毁荆公和新法派，“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残存至今的《王安石传论》片段，就痛斥王安石：
        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虽少正卵言伪而辨，行僻而坚，王莽以六经文奸言。不是过也！。
《神宗实录》的各种版本，今已亡佚。王安石《日录）、司马光〈日记》等等，也大都散佚了。要考察熙宁年间的政治辩论，不得不参考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的神宗期部分参照了元祐、绍圣、绍兴三种《神宗实录》，记载分歧、褒贬不一的地方，李焘在注文中或详加考辨，或具存异文，加以解释。他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在修《长编》时明显祖护元祐本、绍兴本《实录》，质疑批判绍圣本。但是，为向后世原原本本展示王安石等人“变更法度，厉阶可鉴”的“真相”，李焘还是大量抄录了包括王安石《日录》在内的各家史料并加以辨析。
李焘肯定无意于展现政治过程中那些特别有利于新法派的图景，但是，为了呈现“厉阶”的细节或凸显王安石等人的“强辩”，《长编》对围绕新法的各种君臣对答、争辩、议论做了相当详尽的搜集记录，甚至没有回避一些反新法派的尴尬情形（如章悼驳司马光论役法）。这就起到了某种中和（neutralization）效果。如果说，宋人修史大量参考时政记和日记，为研究熙宁年同的政治辩论及其背后的思想结构准备了可能性，那么，《续安治通鉴长编》 就为之准备了现实条件。如果今日唯独元祐本《神宗实录》存世，或者，李焘效法温公《通鉴》将《长编》删定成书，或许王安石和新法派的辩论形象还要更加糟糕。
五、一个小结
总之，也许反新法派——像他们自己坦承的那样——“才辩诚有不及狡狯之人”，也许一部分历史书写美化了那些“善辩”的反新法派人物，贬低或扭曲了“强辩”的新法派人物，但不可否认，双方围绕新法的政治辩论是十分激烈的，并未从一开始就出现一方势如破竹而一方万马齐暗的局面。新法派回顾新法推行的历史时说：
群谤万端而无穷，圣虑一志而不惑；争之积日而才定，勤以累年而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