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论儒家（含大量中哲论文ideas）

一
在雅斯贝斯看来，这一时代开始于公元前800年前后的波斯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时期，终结于公元前200年前后，随后是一个以耶稣和穆罕默德这类人物为中心的心灵时代（Spiritual Age）。就我自己的目的而言，将两个时代合并到一起更为有用。那么，就让我们把轴心时代定义为公元前800-600年。这就使得轴心时代不仅仅见证了世界主要哲学流派的诞生，还见证了今日世界上主要宗教的诞生：琐罗亚斯德教、先知犹太教、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即毕达哥拉斯、孔子和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其核心的时段恰恰对应着发明铸币的时段。而且，世界上三个发明铸币的地方，正是那些圣人生活的地方；事实上，这三个地方成了轴心时代宗教和哲学创新的中心：中国黄河流域的王国和城市国家、北印度的恒河流域和爱琴海沿岸。
两者之间有何联系？我们也许可以先问：什么是硬币？通常的定义是，硬币是一块有价值的金属，被铸成标准的单位，刻上符号或标志作为认证。世界上最早的硬币似乎是公元前600年前后在西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的利迪亚王国制造的。这些最早的利迪亚硬币基本上只是圆形的琥珀金块——帕克托罗斯河附近自然储藏的一种金银合金。它们被加热后打上某种记号。最早的一些硬币只印了很少的几个字母，似乎是由普通的珠宝商制造的。不过这些硬币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个新建的王室造币厂铸造的硬币。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希腊城市很快开始打造它们自己的硬币。这些硬币又在希腊本土流通，公元前547年，波斯帝国吞并利迪亚之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在印度和中国，我们可以观察到相同的模式：铸币起先是私人发明，很快就被国家垄断。印度最早的货币（大致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是裁切到统一重量，然后以阳文刻上某种官方标志的银块。考古学家发现的例子大多还有许多附加的阴文刻痕，据推测类似于一张支票或其他信用工具在转让前的背书。这强有力地说明，使用它们的人习惯于对付较为抽象的信用工具。中国早期的很多铸币也体现出从社会货币直接演化而来的迹象：有些实际上是贝壳样式的铸造青铜，而另外一些则是小型的刀具、圆盘或铲子的样式。但凡有货币出现，当地政府就会快速介入——大约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不过，由于这三个地方都处于小国林立的状态，也就意味着三个地方都出现了不同货币体系并行的局面。例如，在公元前700年前后，北印度还处于小部落王国（Janapadas）——“部落林立”的状态，它们有些实行君主制，有些实行共和制，到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仍然有至少16个主要王国。在中国，这是西周分化成多个相互争斗的诸侯国的时期（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然后是群雄争霸混战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与希腊城邦一样，所有因此产生的王国，不论多么小，也都竞相发行它们自己的官方货币。
1.将儒家理解为儒教，不是一种学派，而是一种宗教。这和我读雅思贝尔斯谈西方哲学“学派”的理解并不对称。格雷伯确实也举了毕达哥拉斯，或许确实可以说数字教，和其他“学派”不一样。这一点需要再澄清。
2.此处提及，是为了论证轴心时代中，国家与货币的紧密联系。
3.虽然没有提及，但从上述论证，加上孔子复周礼、追求统一国家的思想，或许可以推出，儒家对铸币也有推动作用。但秦统一靠的是法家吧？记不清了。需要再考察。
所以下面这段就解释了，秦速亡，还是靠儒的汉统一。
可见格雷伯也是倾向于省略掉一些例外，不是说某个原则可以绝对运用到所有情况。这里的论证更像是，因为某段历史没有运用/遵循他总结的原则，才速亡，恰恰是一种反证，即“反例速亡”可以强化/支持论证，而不是我想象的“出现反例”就能质疑/反驳论证。
二
中国
在大约公元前475年之前，中国北部名义上还是一个帝国，但帝国的君主已经成了傀儡，出现了一系列事实上的王国。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被称为“战国时期”，此时连名义上的统一也已经被公然抛之脑后。最后，秦国统一中国，但秦王朝很快就被一系列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随后汉朝建立（公元前206-220年）。汉朝的创建者刘邦原本是默默无闻的地方亭长，后来成为农民领袖。他是中国第一位采用将要延续近2 000年之久的儒家学说、察举制度和民事管理模式的统治者。
尽管如此，统一之前的混乱时期依然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这也遵循了标准的轴心时代模式：同样有破碎的政治格局，同样有受训练的职业军队的兴起，也同样有大量铸币用于支付军人的薪水。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政策同样旨在鼓励市场发展，传统奴隶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四处游历的哲学家和宗教幻想家纷纷出现，百家争鸣，最终政治领袖试图将新的哲学转变为国家宗教。
显著的区别也是有的，我们不妨从货币体系说起。中国从来没有铸造过金币或银币。商人使用锭块状的贵金属，而实际流通中的硬币基本上是小额零钱：型铸的铜钱，中间通常有一个孔，便于串在一起。这样的一串串“现金”产量巨大，对于大规模的交易需要聚集非常多的铜钱：例如，如果富豪希望向寺庙捐款，他就需要用牛车运钱。最为可信的解释是，尤其是在统一以后，中国军队的人数虽然极其庞大（一些战国群雄的军队就超过百万人），但与在其西面的那些王国比，却算不上职业化，报酬也不丰厚。从秦汉时代起，统治者们都小心地确保这种情况维持下去，以避免军队成为独立的权力基础。
另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新宗教和哲学运动从一开始便是社会运动。在其他地方，新的宗教和哲学运动是逐渐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在古希腊，哲学起源于对宇宙的思索；哲学家更多地以个人形式出现，也许会有少数几个热切的学生追随他，他们便成了一切运动的创始人。在罗马帝国，像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新柏拉图派这样的哲学学派确实成了某种运动：它们各自拥有数千名受过教育的追随者，这些人不仅仅通过阅读、写作和辩论，甚至还通过冥想、节食和锻炼来“践行”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确实算得上是运动。尽管如此，哲学运动基本上仅限于民众中的精英；只有随着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运动的兴起，哲学才超越了这个范围。在印度也能看到类似的发展。从个体的婆罗门厌世者、森林里的隐居圣人和游走的托钵僧人（他们有着各自的有关灵魂本质或物质宇宙构成的理论）发展到诸如佛教、耆那教、邪命外道（Ajivika）和其他早已被人忘却的宗教，到最后的群众宗教运动，成千上万的僧侣、神殿、学校和世俗信奉者网络涌现出来。
在中国，尽管战国时代繁荣的诸子百家的创始人中，有许多是四处游历的圣人，在列国之间来回穿梭，试图让君主采纳他们的建议，但也有另外一些学派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运动的领袖。这些运动有的甚至没有领袖，比如“农家”，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着手在群雄割据的夹缝中创建平均主义的社区。似乎以城市手工业者为社会基础的“墨家”是平均主义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不仅在哲学上反对战争和军事主义，而且还有一大批从事武侠者，称“墨侠”，他们通过自愿参与抗击攻击一方而积极地阻止冲突。即便是“儒家”，不论它对宫廷仪礼多么看重，最早也是因其普及教育的努力而闻名的。
1.没有统一国家，也能有铸币，用于支付军事暴力。
2.中国没有金银铸币。
3.中国的哲学学派和宗教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运动。这也呼应了一1的问题。这点说不定能发展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群众路线”之类的红文，但也有发不出来的危险。这种矛盾本身就很有趣。
三
战国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流派是“法家”。法家认为，就治理国家而言，唯一要考虑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即便统治者公开承认这一点可能是不明智的。不过，群众是容易被操纵的，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动机。
热衷于创造这种理论的知识分子，赢得王储的欢心是不足为奇的。而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其他知识分子因为强烈感受到这种犬儒主义的冒犯，在民众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目标，不可避免地组织起来反对那些王储。但通常情况下，居于反对派立场的知识分子面对两个选择：或是采用盛行的术语进行论辩，或是产生逆转。墨家的创始人墨翟采取了第一种进路。他将“利”转变成某种更接近于“社会效用”的概念，然后尝试证明，战争本身——就其定义而言，就是一项无利可图的活动。
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加总算出战争在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和物质损害上的所有成本，就必须承认成本绝不会大过收益，即便对于胜者而言，也是如此。事实上，墨子将这种逻辑推进到非常远，并最终断言人类总体福利最优化的唯一方式是完全停止追逐私利，而采用他所说的“兼爱”的原则。这实质上也就是说，如果用市场交换的原则推理到它的逻辑终点，只能得出一种共产主义的结论。
儒家采取了相反的进路，反对最初的假设。孟子见梁惠王时所说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开场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老先生，”梁惠王向他致意，“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道：
“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
虽然如此，结论与墨子是大致相同的。儒家的“仁”的理想基本上只是比墨子“兼爱”更为完整地倒转了利益计算——主要的差别在于儒家对计算本身有某种厌恶感，更倾向于依照礼义行事。道家后来做得更绝，信奉直觉和自发性。有许许多多思想家尝试为市场逻辑提供相对应的镜像。不过，镜像归根结底与市场逻辑没有区别，只不过方向颠倒了罢了。不久，我们就有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对反义词——利己主义对利他主义、利润对慈善、唯物论对唯理论、计算对自发性——这些如果没有纯粹的、算计的、自利的市场交易为出发点，是不可能被想象出来的。
懒得写了
四
在印度和中国，论辩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总是以唯物论为出发点。要了解最货真价实的唯物论思想家的观点，我们现在只能借助于他们的论敌的著作。例如印度国王弊宿（Pāyāsi），他热衷于与佛教和耆那教哲学家辩论。他的立场是，灵魂并不存在，人的躯体只不过是空气、水、土和火的特殊配置，人的意识是不同元素交互的结果，而人的死亡不过是这些元素的分解罢了。不过，明显的是，这种观念是很常见的。即使是轴心时代的宗教，与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宗教相比较，有关超自然力量的东西也惊人地稀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长期以来都在辩论，佛教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提出这个疑问的原因是佛教排斥任何有关最高存在的概念。还有一个疑问是，孔子劝诫人们尊敬自己的祖先，仅仅是一种鼓励子女尽孝的方式，还是因为有死去的祖先在某种意义上继续存在的观念？我们有这些疑问的事实说明了一切。不过与此同时，那些（尤其是从那个时代）延续下来的信仰，用制度上的术语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宗教”。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奇怪的拉锯、攻击和反击。其中，市场、国家、战争和宗教，都持续不断地分分合合。让我尽可能简洁地总结一下：
（1）最早出现的市场似乎是政府行政体系的一个副产品（至少在近东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逻辑卷入到军事事务当中，而在其间，市场逻辑与轴心时代战争的雇佣军逻辑几乎难以区分。最后，这种逻辑征服了政府本身，政府据此定义其目的本身。
（2）结果就是，我们随处可见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的出现，也看到了唯物论哲学的诞生。这些哲学唯物论事实上兼具两种意义：一者，它们将世界看作由物质力量而非神圣力量组成的；二者，它们将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看作积累物质财富，道德和正义的理想被重构成用来满足民众的工具。
（3）我们也随处可见另外一批哲学家对此的反应：探究人性和灵魂的理念，试图发现伦理和道德的新基础。
（4）在各地，面对这些新的、极度暴力而犬儒的精英，一系列社会运动应运而生。这些哲学家中有的支持这些社会运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新的事件：民众运动同时也是智识运动，这是因为那些人是以某种有关现实的本质的理论为名反对现存权力设置的。
（5）在各地，这些运动起先是和平运动，因为它们反对新的暴力观，尤其反对把攻击性的战争作为政治的基础。
（6）在各地似乎还有一种用非人格的市场所提供的新智力工具来为道德建立新基础的原始冲动，但却处处碰壁。墨家哲学采用的是社会利益的概念，它短暂地兴盛起来，然后就消亡了。替代它的是完全排斥这种观念的儒家思想。我们也已经看到，将道德责任看作债务（在希腊和印度都涌现出这种冲动），在给定的新的经济条件下，似乎都不尽如人意。更为强烈的冲动是去想象出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可以完全没有债务的世界，伴随债务一起消失的是所有其他世俗关联；社会联系在这个世界里被看作一种束缚，就像身体是灵魂的监狱一般。
（7）统治者的态度一直在改变。起先，大多数统治者似乎对新的哲学和宗教运动持困惑而宽容的态度，而私底下信奉的是某种愤世嫉俗的权力政治思想。但是随着大帝国取代混战的城市和公国，尤其是随着这些帝国的扩张逐渐达到极限，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陷入危机，所有这一切都突然发生了转变。在印度，阿育王尝试用佛教重建他的王国；在罗马，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类似军事和财政危机的汉武帝采用儒家思想作为国家哲学。这三者中，最终只有汉武帝是成功的：中国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延续了两千多年，儒家思想几乎一直都是其官方的意识形态。
君士坦丁之后的情况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但罗马教会延续了下去。阿育王的计划可以说是最不成功的。不仅他的帝国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更为弱小、领土也通常并不完整的王国，而且佛教本身也几乎被赶出他一度所拥有的领土——尽管佛教确实在中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建立了稳固的基础。
（8）最终的影响是人类活动的领域产生了一种理念上的划分，并且延续至今天：一方面是市场，另一方面是宗教。直接地说，如果一人将某片社会空间简单地归为去自私地获取物质的东西，很快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别人开创出另外一块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们宣扬从终极价值的角度看，物质的东西是无关紧要的；自私性（甚至自我）是一种幻觉，给予比接受更好。起码，轴心时代的宗教强调了慈善的重要性，这个概念之前几乎未曾存在——这一点无疑是值得注意的。纯粹的贪婪和纯粹的慷慨是互补的概念；缺乏了任何一个，另一个就是无法想象的；两者都只会出现于保持纯粹而专一的行为方式的制度背景之内；而且两者似乎在任何非人格的、物理的现金货币出现的地方共同出现。
至于那些宗教运动，很容易被看作一种逃避。它们向轴心时代帝国的受害者允诺在来世获得解脱，作为让他们接受现世的一种方式，同时又让富人相信，他们真正欠穷人的，只是不时的施舍而已。激进的思想家几乎总是如此。当然，政府本身最终认可这些思想家的意愿似乎可以支持这一点。但问题其实更为复杂。首先，有必要谈谈逃避主义（escapism）。古代世界的民众反抗通常以叛乱者被屠杀而告终。正如我前文所言，物理上的逃避，例如结队离去或是叛逃，从我们所知最早的年代以来一直都是对压迫性环境的最为有效的回应。但在物理逃避不可能的地方，一个受压迫的农民又该如何是好呢？坐下来思考他的悲剧？有关其他世界的宗教最起码提示了另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这些宗教通常在此岸创造彼岸，也就是一种或另一种获得解放的空间。无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古代世界只有那些宗教团体成功地废除过奴隶制，例如爱色尼派信徒，他们通过脱离大的社会秩序，组建自己的乌托邦社团而实现了这一点。或者，我们举一个更小但延续时间更长的例子：大帝国最终荡平了北印度的民主城邦（考底利耶就如何颠覆和破坏民主制度提供了大量的建议），但释迦牟尼欣赏那些城邦的公共集会民主的组织形式，因而将它作为佛教徒的模范。佛教的寺院到现在一直叫作僧伽（sangha），这是那些民主共和国的古称。这些寺院到今天仍然采用相同的寻求共识的过程来运作，维持着某种平均主义民主制的理念。若是没有它们的存在，这个理念早就被完全遗忘了。
最后，这些运动的历史成就事实上是显著的。当它们生根之后，事情开始转变。战争不再像原先那么残暴，也不那么频繁。作为一种制度的奴隶制逐渐消失，以至于到了中世纪，贯穿欧亚大陆几乎难以看到、甚至根本无法看到它的影子。新的宗教权威也开始在各地严肃地指出债务所引发的社会错位。
1. 提轴心时代，是为了方便指出不同历史阶段下，货币、市场等与国家等的关系的变化。比如从这时候开始，有了市场与宗教二分的思想，提出了慈善的理念，将富人塑造成了债务人，而非债主。
懒得写了
五
根据中世纪的标准，印度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抛弃了轴心时代的大型宗教，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基本的模式：帝国、军队和现金经济衰亡，独立于国家的宗教权威兴起。后者在群众中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他们有能力管制新兴的信用体系。
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代表的是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在这个地方，轴心时代末期将帝国与宗教整合在一起的尝试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确实，这里和别处一样，一开始也经历了一个崩溃瓦解的过程：从220年前后汉朝覆灭，中国进入分裂状态，城市缩小、硬币消失，出现了种种变化。但在中国，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如马克斯·韦伯早已指出的，一旦建立起了真实有效的官僚制度，要摆脱它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的官僚制度在世界上正是一枝独秀。不久之后，旧时汉朝的体系又重新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由受过文学经典训练的儒家士大夫负责运作，这些人由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体系选拔出来，在有精细组织的国家和地区机关工作。货币供应量，自然和其他经济事务一样，一直受到监控和管制。中国的货币理论历来奉行国家货币理论。这应当部分归因于它的规模：中国及其内部市场是如此之大，外国贸易从来不会占据多大的重要性；因此，那些执掌政府的人十分清楚，他们只需要规定税收按照何种形式征收，就可以将那种东西变成货币。
对政治权威最大的两个威胁总是不变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国历代政府有系统地贿赂他们，不过他们仍然会不时劫掠和占领中国的部分领土）与民众的骚乱和叛变。后面的这种威胁几乎是挥之不去的，其规模也是人类历史上其他地方所未曾有过的。在中国历史的有些年头，有记载的农民起义频率大约达到每小时1.8次。而且，这种起义经常会取得成功。中国最为著名的王朝，只要不是蛮族入侵的产物（元朝或清朝），则大多起源于农民起义（汉朝、唐朝、宋朝和明朝）。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没有看到与此类似的情形。因此，中国的治国方略根本上可以归结为，在吸取足够资源到城市来供养城市人口、防止游牧民族进犯的同时，避免导致因顽固而出名的农村人口拿起武器反抗。官方的儒家意识形态，推崇家长权威、机会均等、鼓励农业、轻减税收，以及由政府严密控制商人的活动。这种设计似乎明显符合（潜在可能叛变的）农村家长的利益和情感。
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各地村庄放高利贷者对农民的掠夺自然而然成了政府一直以来关切的问题，因为放高利贷者历来是农村家庭的毒药。我们反反复复地听到过这样一个熟悉的故事：农民运气不佳，因为自然灾害或为父母举行葬礼的需要，落入掠夺性放债人的手中，他们的田产被攫取，被迫在曾经是他们自己的土地之上劳作和缴纳租金；反叛的威胁然后会驱使政府发布戏剧性的改革方案。据我们所知，这类事件最早是以9年一次政变的形式出现的。一位名叫王莽的儒家官员篡夺了王位，自称目的是为了处理全国性的债务危机。根据当时发布的公告，高利贷行径已经导致有效税率（也就是平均每个农民的收获最终被另外某人收走的数量）从仅仅3%攀升到50%。对此，王莽发布了一项改革币制的方案，将大型地产国有化，推动国有产业（包括公共谷仓）发展并禁止私人蓄奴。王莽还创设了一个国家贷款机构，会向那些因亲属死亡而无力准备葬礼的人提供无息葬礼贷款，最高期限为90天；同时还有长期贷款，收取每月3%或每年10%的商业或农业投资收益率。“有了这个方案，”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王莽信心十足地认为，所有商业交易都会受到他的严格检查，高利贷的泛滥会被根除。”
不用说，它没能实现王莽的理想。后来的中国历史也充满了类似的故事：先是普遍的不平等和动荡，紧跟着的是政府指派官员进行调查，减轻地方债务（或是全体债务赦免，或是取消所有利息超过本金的贷款），发放廉价的谷物贷款，救济饥荒，以及颁布禁止出售子女的法令。所有这些成了政府政策的标准。它并没有取得普遍成功，无疑也就没有创建一个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却阻止了国家大范围回归轴心时代的可能。
我们习惯于将这种官僚干预（尤其是垄断和管制）看作国家对“市场”的约束。这是由于一种流行的偏见，即把市场看作自发出现的准自然现象，而政府只扮演压榨市场的角色。我已经反复指出这种想法是多么错误，中国就提供了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儒家政府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大和最持久的官僚制度，但它积极地鼓励市场发展。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商业生活很快变得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复杂，市场也更为发达。
儒家正统学说公开敌视商人，乃至牟利动机本身。合理的利润是对商人将财货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劳动的酬劳，而不应该是投机的成果。这意味着，实际上儒家正统学说支持市场，但反对资本主义。
这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习惯于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看作相同的东西，而正如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的，在很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将它们看作相互对立的。市场是以货币为媒介交换财货的方式（在历史上，就是用剩余谷物换取蜡烛的方式，反之亦然。在经济学中这可以速记为C-M-C'，也就是商品——货币——另一种商品），而资本主义则最主要是一种用钱生钱的艺术（M-C-M'）。通常，钱生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确立某种正式或实际的垄断。出于这个原因，资本家（不论是商人巨贾、金融家还是实业家）总是试图与政治权威结盟，以限制市场的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更轻而易举地让钱生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其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本质上是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不同于后来欧洲的君主，一概拒绝与有意成为中国资本家的人（这种人总是存在的）合作。这些统治者与他们的官员一样，将这些人看作具有破坏性的寄生虫。不过与高利贷者不同的是，他们还是可以在某些方面将他们自私而反社会的动机付诸实施的。用孔子的话说，商人就像士兵。那些以军事为业的人很大程度上想必是出于对暴力的喜好。从个体看，他们不是好人；但就保卫边疆而言，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与此类似，商人受到贪婪的驱动，根本上是没有道德的；不过，如果他们受到严格的行政监管，就可以让他们为公共利益服务。不论我们对这些原则怎么看，结果都是难以否认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维持着全球最高的生活水平——甚至于英国大概也只是在19世纪20年代才真正赶上中国的水平，此时正是工业革命时代。
也许儒家确切来说并不是一种宗教，通常人们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伦理和哲学体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同样偏离了一般的中世纪模式，因为在一般的模式中，几乎所有地方的商业都受到宗教的控制。但中国没有完全偏离这个模式，因为佛教就在这个时期的经济中扮演了显著的角色。佛教通过中亚商队路线传入中国，刚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商人推动的宗教。
但在220年汉朝覆灭之后的混乱状态中，它开始取得民众基础。梁朝（502-557年）和唐朝（618-907年）都爆发过宗教热潮，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抛弃他们的农田、商店和家庭，剃度出家，成为和尚和尼姑；商人或拥有土地的巨贾为弘扬佛法一掷千金；人们削崖凿壁，建造菩萨和佛像；佛教盛会上，僧人和虔信徒依据仪式烧伤自己的头和手，甚至自焚。到了5世纪中叶，这种惊人的自杀经常发生；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这成了“一种恐怖的时尚”。
有关自杀行为的意义，历史学家们还有争议。无疑，不受约束的宗教激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呆板的儒家正统的选择，但这出现在一种首先由商业阶层推广的宗教当中，不得不说是令人惊讶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评论道：
很明显，这些非常有悖于传统道德的自杀行为，目的在于为所有生命赎罪，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它们是这样上演的：通常，在5世纪，人们会在一座山上搭起一个柴堆。一群人在场围观自杀。他们呼喊悲叹，献上丰富的祭品。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一起参加这次奇观。待火烧尽，人们把僧人的骨灰收集起来，放到一座为储藏它而建的佛塔中，供后人顶礼膜拜。
谢和耐所描绘的十来个基督般的赎罪者的图景似乎有所夸张，但这些备受争议的自杀仪式的具体意义我们并不清楚——甚至在中世纪时也是如此。当时的人有的将它看作蔑视肉体的终极表达；有的则认为这是看破了自我及所有物质的虚幻本质；还有人认为这是慈善的终极形式——为所有生物的利益而牺牲最为珍贵的东西，也就是人的物质存在本身。一位10世纪的传记作家用如下诗句表达了这种观念：
放弃那些难以割舍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捐献。
让这不纯而有罪的肉体，变成钻石般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种自我牺牲会带来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是一笔永远不会干涸的投资。
我之所以注意这一点，是因为这种观念高雅地展示了最早出现于拥有纯粹慈善概念的世界中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往往与轴心时代的宗教相伴，带来了无尽的哲学难题。在人类经济体中，似乎并没有出现过纯粹自私或纯粹利他的行为。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注意到的，绝对无私奉献的行为只有可能同样产生绝对的反社会效果——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无人性的。它只是盗窃，乃至谋杀行为的镜像；因此，将自杀看作无私的终极礼物有某种合理性。不过，这是人一旦形成“利润”的观念后试图设想它的对立面所必然会打开的一扇门。
这种张力似乎笼罩了中世纪中国佛教的经济生活。中国佛教由于它与商业的渊源，保留了采用市场语言的显著倾向。一位僧人写道：“人买入幸福，卖出罪恶，就像是商业运作。”这种观念尤其盛行于采用“因果债务”（karmic debt）这一概念的流派，例如三阶宗——该教派认为，一个人过去几生几世累积下来的罪恶作为需要偿还的债务在今生延续。因果债务的概念虽然在经典印度佛教中没有地位，却在中国获得了富有活力的新生。
正如一篇三阶宗经文所说，我们都知道，未能偿债者会投胎为动物或奴隶；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是未能偿债者，因为获取货币去偿清我们当下的债务必然意味着产生新的、心灵上的债务。这是由于每种获取财富的手段必然涉及剥削、损害和折磨其他生存之物。
有的人利用他们作为官员的权力与权威，贪赃枉法、攫取财富。有的人在市场中发达……他们说了太多的谎言，有太多的欺诈，从他人那里榨取利润。另外还有农民，他们烧毁山林和沼泽，把水灌入田地，犁耕磨碾，毁坏了动物的巢穴……
我们无法躲避过去的债务，也难以数清我们需要一条条去补偿的生命有多少。
正如谢和耐所言，将生命看作无尽的债务负担的观点，肯定引起了中国农民的共鸣，因为生活对他们而言总是如此。但是，正如他同时指出的，古代中国人与古代以色列人一样熟悉类似官方债务大赦带来的顿时解放的感受。古代中国人也是有方法获得赦免的。他们要做的就是向某个寺院的无尽藏中定期捐赠。在捐赠的那个时刻，捐赠者前生的所有债务立刻一笔勾销。谢和耐甚至还给出了一个小小的比喻，它虽然与耶稣所说的不义的恶仆的比喻没有什么区别，但态度远比耶稣的比喻乐观。也许有人会问，一个穷人微不足道的贡献怎么可能有如此宏大的效果？
答案：在一个寓言故事中，有一个穷人欠另一个人1 000吊钱。他一直饱受债务的折磨，每次债主来收钱他都十分害怕。
他前往富人债主的宅舍，为他逾期不还的行为忏悔，祈求富人原谅他的过错——他是那么穷，也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他告诉富人，他会将每天赚到的每个硬币都交还给他。听到这句话，富人十分满意，原谅了他的逾期行为；而且，他没有让官府把这个穷人投入监牢。
向无尽藏捐赠也就像如此。
我们几乎可以称此为分期付款的救赎方式——但它蕴含的意味是，支付人生之债（就像财富贷出之后的利息支付那样）是永久性的。
另外一些流派关注的不是因果债务，而是人对父母的债。儒家的道德体系主要建立在向父亲尽孝之上，中国佛教则首要关注对母亲的孝，因为母亲在生养、教育子女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母亲的慈爱是没有限度的，她的无私是绝对的；这似乎最集中展现在母亲哺乳的行为上——母亲将她们的血肉转化成母乳，用自己的身体喂养子女。不过，这样做也使得她们无限的爱可以精确地量化。一位作者计算，平均每个新生儿在生命的前3年差不多吸了180配克（peck）母乳，而当他长大成人后，这就成了他的债。这个数字不久就成了标准。要偿还这笔母乳债，或者更宽泛地说，偿还对双亲的债，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把宝石堆积到第二十八层天堂”，一位佛教作家写道，“这也无法比拟”你母亲的养育之恩。即使你“每天割自己的肉，一日三餐喂养母亲万万年”，另一位作家写道，“也不能偿还你母亲一日的恩情”。
不过，消解这笔债务的办法是相同的：向无尽藏捐款。这形成了一个精致的循环，其中包括各种债务和各种偿还形式。人出生后就背上了无法偿还的母乳债。只有佛法，也就是佛教真理本身的价值可以与之相比。
因此，把佛教的真理带给双亲可以偿还欠他们的债；而且，这甚至可以在他们死后做，否则一个人的母亲到最后会成为地狱里的饿鬼。如果一个人以他母亲的名义向无尽藏捐款，会有僧人为她诵经，让她得到超度；与此同时，这笔钱中的一部分会当作纯粹的礼物用于慈善（但也有一部分就像在印度一样，作为有息贷款贷出），改善佛教教育、仪式和寺院生活。
中国佛教徒做慈善可以是多方面的。在宗教节日，经常会有大规模的捐赠，富裕的信徒竞相攀比他们的慷慨，通常会把他们所有的财富捐给寺院，数百万吊钱币装满了一辆辆牛车——这是一种经济上的自我牺牲，与壮观的僧人自杀并行不悖。无尽藏因为他们做的功德而盆满钵溢。这些钱，有的会被发放给穷人，尤其是处于困难时期的穷人；有的会被贷出去。有一种处于慈善和商业之间的做法是为农民提供贷款，使他们的选择不仅仅局限于地方放债者。大多数寺院有附属的当铺，供当地穷人抵押某些有价值的财产（比如一条裙子、一张卧榻或一面镜子），换取一笔低息贷款。最后，还有寺院本身经营的生意：无尽藏中这一部分财富交由世俗的信徒管理，有的用于放贷，有的用于投资。由于僧人是不允许吃他们自己田地的物产的，所以他们要到市场上出售水果或谷物，这进一步增加了寺院的收入。大多数寺院周围不仅有商业农场，而且还有各种工业作坊，比如榨油作坊、磨面粉作坊及店铺和客栈，通常有数千依附劳工在这些地方工作。与此同时，无尽藏本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集中金融资本的组织——这一点也许是谢和耐最早指出的。它们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实际上由“寺院公司”管理，这些“公司”一直寻找着新的有利投资机会。它们甚至都把握住了资本主义规则的精髓，也就是持续增长；宝库需要扩张，因为根据大乘佛教的教义，只有全世界都皈依佛法，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这正是儒家经济政策意在阻止出现的情况——唯利是图的资本高度集中。不过，中国政府并不是立刻就觉察到了这个威胁。政策时而宽松，时而严厉。一开始，尤其是在中世纪早期混乱的年代里，国家是欢迎僧人的，甚至送给他们大片土地和开拓森林、湿地的犯罪劳工，而且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享受税收减免。尽管大部分官僚与僧人保持距离，仍然有皇帝皈依了佛教，而且佛教在宫廷妇女、太监和富家子弟之间也变得极为流行。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管理者对僧人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一开始，他们觉得僧人有利于农村社会，后来却发现他们有可能摧毁农村社会。因此，到了公元511年，就有政令谴责僧人挪用原本用于慈善目的的谷物来放高利贷及更改债务契约——政府指派专员核查账目，并取消了所有利息超过本金的贷款。公元713年又有另外一条政令，没收了三阶宗的两个无尽藏，因为它们的成员被控欺骗性地吸收资金。不久之后出现了政府的大规模宗教压迫，这起先仅限于一些地区，但不久后便通常在全国范围展开。在发生于845年的一次最为严酷的灭佛运动中，一共有4 600多座寺庙连同它们的商店和作坊被夷为平地；26万僧尼被迫还俗——但与此同时，政府报告还写到这次行动解除了15万寺院农奴的奴隶身份。
不论这一波波迫害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无疑有很多个），官方的理由总是相同的：这是出于恢复货币供应量的需要。官员们认为，寺院已经变得太大太富有，导致中国的金属已经快耗竭了：
574-577年周武帝灭佛，842-845年唐武宗灭佛，最后一次灭佛是在955年。灭佛运动展现出来的目的是促进经济恢复：每次灭佛都为帝国政府提供了机会，以取得足够多的铜用于铸造新硬币。
原因之一是僧人似乎一直在融化吊钱（经常是一次上万吊铜钱），以建造巨大的铜质佛像，有时甚至还要在佛像上镀金——一起铸造出来的还有其他物件，诸如铃铛和铜铎，乃至铺张的镜面佛堂和镀金的铜屋瓦。根据政府专员的研究，这在经济上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金属价格暴涨，铸币消失，乡村集市停止运作；更有甚者，农民的孩子如果不出家的话，通常会在欠寺院的债务中越陷越深。
中国佛教先是商人的宗教，然后才有了民众基础，它朝这个方向发展也许是合乎道理的。它真正成了一种有关债务的神学，甚至是一种绝对自我牺牲的实践；它要求修行者抛弃一切，抛弃自己的财富乃至生命；最终，它导致的是通过集体的方式管理金融资本。这个结果如此诡异，如此充满矛盾，原因在于，佛教也是一种将交换的逻辑应用到有关永恒的问题上的尝试。
请回顾一下本书之前提出的一个观点：只要交换，就会创造债务，除非是瞬间的现金交易。债务并不会随时间而消散。如果你将所有人类关系看作交换，那么只要人与人之间还有现存的关系，那些关系就意味着债务和罪恶。唯一的出路就是消除债务，但社会关系也会随之消失。这和佛教十分相似，因为它的终极目标确实是获得“空”的状态，从所有人类和物质联系中解放出来，这样也就能消除痛苦的所有终极原因。不过，大乘佛教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地取得绝对的解放；每个人的解放都取决于其他所有人的解放；因此，直到时间终结，这种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悬而未决的。
与此同时，在话语中，“交换”的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人购入幸福，出售罪过，就像是商业运作。”即便是慈善和自我牺牲的行为也不是纯粹的慷慨；这是在向菩萨购买“功德”。这种逻辑避开了“真如”（the Absolute）的概念（或者也许更应该说是某种完全违反交换逻辑的东西），让无尽债务的概念随之踏入。因为确实有违反交换逻辑的事物，这也就能解释一些奇怪的看法，例如先量化一人吸取母乳的精确数量，然后又说我们无法想象该如何偿还这笔恩情。交换是对等的人之间的互动。而你的母亲并不是与你对等的生命。她用她自己的血肉创造了你。这正是我之前提到的吠陀教作者在讨论欠神祇的“债务”时，所试图精巧地证明的论点：你当然不能真的“向宇宙偿还贷款”——这会意味着你和所有存在物（包括你在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等的实体。这明显是荒谬的。人若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已经算是最接近于偿清债务了。牺牲的真正含义也正蕴含在这种认识之中。根据罗斯巴贝（Rospabé）研究原始货币的成果，牺牲献祭不是一种偿还债务的方式，而是一种承认不可能偿清债务的方式：
在一些神话传统中也不乏类似的东西。一个著名的印度神话讲，有两个神仙兄弟——韦驮天和象头神，争吵谁应该先结婚。他们的母亲雪山女神帕瓦蒂提议进行一次竞赛：谁最快环绕整个宇宙，谁就是胜利者。韦驮天骑在一只巨大的孔雀上出发了。他花了三年时间贯穿了宇宙的极限。象头神则等待时机，最后围着他母亲走了一圈，说道：“你就是我的宇宙。”
任何交换的体系必然总是建立在其他某种东西上的。这种东西至少从它的社会表现看，终极形式是共产主义。对于所有那些我们看作永恒的东西、我们认为会永恒存在的东西（母爱、真正的友谊、社会性、人道、归属、宇宙的存在）而言，没有计算的必要，而且计算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涉及给予与接受，它们所遵循的就是一套完全不同的逻辑。那么，如果一个人试图将世界看作一系列交易，这些绝对和无限的现象会发生什么？一般来说，我们会有两种选择：或忽视它们，或蔑视它们。（母亲和一般意义上提供关爱的妇女就是典型的例子。）或者，我们同时选择了这两者。我们与他人的现实关系中被当作永恒的事物来对待的东西消失，然后重新以一种抽象、绝对的形式出现。例如，佛教就设计了菩萨所拥有的无穷无尽的功德，而菩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它们既是无尽藏的模范，又是其实际基础：人的因果债务（或者母乳债）是无穷、无限的；只有通过同样无穷、无限的报偿池才能够偿还这些债务；而报偿池反过来又成了寺院现实物质资金的基础，这些资金同样是永恒的——由于在这里财富是集体拥有、集体管理的，这个机制事实上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实用形式：它是大型人类合作项目的中心，这些项目也被认为是永恒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共产主义反过来成了某种与资本主义非常相似的组织形式的基础（这里我认为谢和耐是正确的）。首要原因在于这种组织需要不断地扩张。任何东西——乃至慈善，都是劝人信教的机会。佛法必须弘扬，并最终将所有人、所有事物都涵盖进去，从而实现对所有生命物体的拯救。
中世纪到来的标志之一是一切走向抽象：真实的金银大多积存在教堂、修道院和寺院里，货币再次成为虚拟的单位。而与此同时，各地都设立了无所不包的道德制度的倾向，意在规范这个过程，特别是建立某种机制保护负债者。
中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一个轴心时代的帝国尽管一开始只能勉强维持，却能够设法在这个地方存活下来。中国历代政府确实在大多数地点和大多数时间成功地让硬币保持流通，这也得益于它们只依赖于小面额的铜币。即便如此，它们显然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照样，日常的经济交易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所知甚少；但从我们所知道的看，在小规模的交易中，人们与陌生人打交道时用得最多的可能是硬币。与其他地区一样，地方店主和商人提供贷款。大多数账目似乎是用符木记录的，它们与英国用过的工具有惊人的类似，只不过它们不是用榛木，而通常是用一分为二的竹片。同样也是出借方持有一半，借入方持有另一半；它们在偿还的时候合二为一，随后将其打碎，标志着债务已经一笔勾销。这些竹片的可转让程度如何？我们并不十分了解。我们对此的了解大多来源于讲述其他事情的文本中随意提及的片段：轶事、笑话和诗词中的典故。大概写于汉代的道家智慧汇编《列子》，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宋国人在街上闲逛，拾到了某人掉下的半个符木。他把它带回家，存放起来，偷偷地数了数断面的缺口。他告诉一个邻居说：“现在，我随时都能成为穷人啦。”
这就像是某人发现了一把钥匙，然后想，“只要我能找到它配的是哪把锁，就能……”另一个故事则讲述了酗酒的亭长刘邦（也就是后来汉朝的开国皇帝）曾彻夜饮酒，欠下了很多账单。一次，他因为醉酒而瘫倒在一家酒肆里，酒肆的店主看到一条龙在他的头上盘旋（这无疑是未来出人头地的迹象），于是立即“打破符木”，将他一直以来饮酒欠下的债一笔勾销。
符木不仅用于贷款，还用于各种类型的契约——这就是早期纸质契约也需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的原因。有了纸质契约，债主的那一半凭证有绝对的可能性变为借据，因此也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转让。例如，在公元806年，也就是在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前后，从遥远的南方远距离运输茶叶的商人及押运赋税到京城的官员，由于担心长距离携带金属货币的危险，开始将他们的钱存入京城的银行，并设计了一个承付票据的系统。这些票据称为“飞钱”，和符木一样也是一分为二，在各省的银行分支都可以兑换为现金。“飞钱”很快就开始转手，发挥类似于货币的作用。政府一开始试图禁止使用飞钱，不过一两年后，它就意识到它无法压制飞钱，于是就改变手段，设立了一个官僚机构，授权它发行这种票据——这在中国成了我们如今极为熟悉的模式。
到了北宋初年，中国各地的银行都在经营类似的业务，接收现金和金银锭块代为保管，然后允许储户用他们的收据作为承付票；它们也参与政府茶盐息票的交易。这些银行券很多在流通中成为实际的货币。政府与往常一样，首先试图禁止，然后试图控制这种做法（向16家为首的商号授予特权），并最终设立一个政府垄断机构——即1023年设立的“交子务”。不久之后，借助新发明的印刷术，它在许多城市开设工厂，雇用上千名工人，印制了数百万纸币。
一开始，这种纸币设计用于有限的流通时间（纸币会在2年、3年再7年之后作废），并且可以兑换为金属。随后，尤其随着宋朝的军事压力日益严峻，印制只有少量储备或无储备的纸币越来越具有诱惑力——此外，在税收上，中国政府很少完全乐于接受它们自己的纸币。再加上中国纸币在国外无法流通，因此这个系统能够运作确实令人十分吃惊。当然，通货膨胀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纸币需要回收和重新发行。有时整个系统会崩溃，不过人们会采取权宜之计，“私下发行了茶叶支票、面条支票、竹符木、酒符木等”。尽管如此，1271-1368年统治中国的蒙古族人仍选择维持这个系统，直到17世纪才废弃。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般我们倾向于将中国的纸币试验看作一次失败；对于支持金属货币的人来说，这甚至证明了仅仅由国家权力支撑起来的“法定货币”（fiat money）最终总是要崩溃的。这一点尤为奇怪，因为在纸币流通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经济通常被认为最为活跃。无疑，如果美国政府最终在2400年被迫废止使用联邦储备券，没有人会说这证明了法定货币的概念本身一直都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这里我想要强调的重点是，类似于“法定货币”的术语，不论使用得如何普遍，都具有欺骗性。几乎所有新形式的纸币最初都不是政府的创造；它们只是一种方式，用于实现和扩展产生于日常经济交易之中的信用工具的使用范围。在中世纪，只有中国发展出了纸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有在中国才有一个足够庞大而有力的政府。而且，它对商人阶层保持着充分的怀疑，因而觉得它有必要管理纸币的运作。
1.回应了一1，“儒家确切来说并不是一种宗教”。
2.从债务角度解释了儒家与佛教之争。想起了高中精读的韩愈《谏迎佛骨》。能从这个角度再写篇论文。以及佛教与商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3.解释了儒家对商人、商业的态度，进而解释了中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儒家正统学说公开敌视商人，乃至牟利动机本身。合理的利润是对商人将财货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劳动的酬劳，而不应该是投机的成果。这意味着，实际上儒家正统学说支持市场，但反对资本主义。这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习惯于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看作相同的东西。”“中国在其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本质上是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国家。”这里打开了一种非西方的可能性。不知道做中哲的有没有做过这类研究，做出来应该会很有趣。
六、近东伊斯兰（信用是资本）
伊斯兰教对待法律、政府和经济问题最为普遍的态度与中国恰恰相反。儒家对通过严酷的法令进行治理抱有怀疑态度，更倾向于依靠受过教育的儒者内心的正义感——儒家通常假定一位儒者同时也是一位政府官员。与此相反，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热切地拥护法律，因为法律被视为从先知那里得来的宗教制度；而他们通常更倾向于把政府看成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真正虔诚的人会做得更好，可以避开它。
1.这章标题没了！
2.格雷伯时刻注意比较，这种手法很值得学习。
3.世俗政治和宗教政治的区别。这让我想到，之前读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时，看到宗教信仰之差导致战争时瞠目结舌的感受
七
农村高利贷的兴起本身就是自由农民阶层发展壮大的一个标志（向农奴放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他们身上是不能收回什么的）。与此同时还有蓬勃的商业农业、城市手工业行会及中世纪盛期的“商业革命”，所有这些最终将西欧的经济活动推进到可以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的水平，不过这种水平在那些地方一直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教会很快就得面对广泛的民众压力，要求它处理这个问题。一开始，教会确实曾试图从严管束。教会全面修补了高利贷法的现存漏洞，尤其像使用抵押支付利息的做法。后者一开始是一种权宜手段：就像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一样，决意规避法律的人只需要拿出钱，宣称是购买负债者的房子或田地，然后“回租”给负债者，直到他付清本息。而对于抵押而言，债主在理论上甚至根本不用买下房子，而只是将它当作抵押物，而收取所有从中产生的收益。在11世纪，这成了修道院最为喜爱的伎俩。1148年，教会认定它是违法的：从今往后，所有收入都要从本金中减去。同样，1187年，教会禁止商人在赊账销售时收取更高的价格，因此在这一领域的管制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伊斯兰法律学派。1179年，高利贷成了可以判处死刑的重罪，高利贷者被开除教籍，不得使用基督教葬礼。不久，如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之类新的云游教派组织了传道运动，在城镇与城镇之间旅行，威胁放贷者如果不赔偿他们的受害者，就会丧失他们永恒的灵魂。
新成立的大学都在热烈地探讨这些问题，不仅要探讨高利贷是否有罪、是否违法，也要探讨其有罪和违法的具体原因。有些人认为放高利贷是在偷取他人的物质财产；也有些人认为高利贷是在盗窃时间，为时间这种只属于上帝的东西向他人收取利息；还有人认为它属于懒惰罪，因为天主教思想家与儒家思想家一样，往往认为，商人的利润只有在作为他的劳动补偿时才是正当的（例如，将财货运输到有需求的地方），而放贷者甚至无所作为就能积累利息。不久，西欧重新发现了以阿拉伯语译文形式回归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受到了穆斯林学者的影响，例如加沙里和伊本·西纳（Ibn Sina）。反对高利贷有了新的论据：将货币当作目的本身来对待有悖于其真正的目的；收取利息是违背自然的，因为这将单纯的金属当作一种可以繁衍或结出果实的生物。
但教会权威很快就发现，一旦人们开始这样思考问题，事态就难以控制了。不久，各地开展了新的民间宗教运动，其中许多运动的目标与在古代晚期如出一辙，它们不仅诘难商业，而且质疑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本身。这些运动大多被贴上异端的标签，受到教会的暴力镇压，但募缘会（mendicant orders）本身却吸取了这些论断中的很大一部分。在13世纪，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智识论辩——主题是“使徒的贫困”（apostolic poverty），主要辩论基督教精神是否与任何种类的贫困相冲突。
1.除了找不同，还有找相同。
2.以资本增殖为恶。收租地主之恶。现代何为？
八
如果轴心时代是唯物主义时代，中世纪则首先是超验时代。在大部分情况下，古代帝国崩溃之后没有新的帝国出现。相反，曾经具有颠覆性的民众宗教运动一跃成了主导性的制度。奴隶制衰败或消失，暴力的总体水平也下降了。交易的进展加速了技术革新；更普遍的和平不仅仅使丝绸和香料的流通更为方便，也加速了人与观念的交流。中世纪中国的僧侣可以潜心于翻译古代梵文佛学著作，中世纪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神学院学生能够用阿拉伯语讨论法律术语。这些事实见证了中世纪深刻的世界主义。
我们把中世纪看作“信仰的时代”，因此也就是盲目服从权威的时代。这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遗产。不过需要再次注意的是，这种看法只有在把“中世纪”的主要舞台放在欧洲时才是有意义的。从世界的标准看，西欧不仅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地方，相比其他宗教教会，天主教会也是极其不宽容的。例如，我们很难在中世纪的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找到与火烧巫师和屠杀异端类似的事情。中世纪的世界更为典型的是中国历史中某些时期出现过的模式：年轻时浸淫于道教，中年时信奉儒教，到晚年醉心佛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中世纪思想的精髓，并不是盲目服从权威，而是坚持认为支配我们日常事务的价值（尤其是那些宫廷和市场中流行的价值）是混乱、错误、虚假和堕落的。真正的价值蕴藏在别处，在一个无法直接认知的领域，要接近它只能通过研究或冥思。但这又反过来使思考的能力及整个有关知识的问题，成了无穷无尽的难题。例如，穆斯林、基督教和犹太教哲学家都在思索一个重大难题——我们说只能通过理性的能力认识上帝，但同时又说理性本身是上帝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哲学家也纠结于类似的难题，他们问道：“是我们阅读经典，还是经典阅读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智识辩论都以某种方式转向了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创造了世界，还是世界创造了我们的思想？
在几种主要的货币理论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张力。亚里士多德论证了黄金和白银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因此货币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习惯，是人类社团发明出来用于促进交换的。由于它“源于协议”，所以我们只要决意，就“可以改变它，或者让它变成无用之物”。这一立场在轴心时代唯物主义的知识环境下缺乏吸引力，但在后来的中世纪，它成了公认的智慧。加沙里是最早拥护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人之一。他还将此理论推向极致，认为金币没有内在价值正是其货币价值的基础。正是这种内在价值的缺失赋予它“统治”、度量和规定其他东西的价值。但与此同时，加沙里否认货币是一种社会习惯。它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
加沙里是神秘主义者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他最终避开了自己的观点中最激进的推论。但我们同样可以问，在中世纪，宣称货币是一种随意的社会习惯是否真的是一种如此激进的立场？毕竟，当基督教思想家和中国思想家认为货币确实如此时，通常是在说货币是由国王和君主的意志所决定的。从这层意义上看，加沙里的立场与伊斯兰教保护市场不受政治干预的诉求完全一致，两者都在说市场处于宗教权威的正当保护之下。
中世纪货币拥有如此抽象、虚拟的形式（支票、符木、纸币），这意味着这类问题（“说货币是一种象征是什么意思？”）切入了当时哲学议题的核心。“象征”一词本身的历史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我们发现了货币形式与哲学讨论之间出奇的平行性，我们只能用“惊人”来形容。
我们将上述希腊词典中的解释与下面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做个比较：
符（fu）相合，一致。符木的两半
· 证据；身份证明，信任状
· 兑现承诺，信守诺言
· 调和，使一致
· 天意与人为的相互一致
· 符木，支票
· 玉玺或印章
· 许可证，通行证，信任状
· 如拼合符木，完全契合
· 标志，符号……
词义的变迁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就像symbolon一样，“符”可以指符木、契约、公章、许可证、通行证或信任状。作为保证，它们可以代表一种协议、一笔债务契约，甚至一种封建从属关系——因为小领主会割开一块符木，来表示同意成为另一位领主的附庸，就像借粮或借钱的做法一样。两个词语的共同特征似乎在于，它们都是最初平等的两方缔结的契约，契约中的一方同意成为另一方的附庸。后来，随着国家走向集权化，“符”成了向官员传达命令的手段：到外省任职的官员持有符的左边一半，皇帝若是想要下达一条重要指令，就会让信使携带右边一半送到该官员处，这样官员就会知道命令出自皇帝。
纸币似乎是从这种一分为二，然后合二为一的债务契约的纸质版本中发展出来的。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当然，对于中国的理论家来说，亚里士多德的论点算不上激进；货币不过是一种社会习俗的观点早就是他们的假设。货币是君王所创设的。不过，从上面的词条看，这里需要有一个小小的限定。“符”也可以指“天意与人为的相互一致”。官员由皇帝任命，与此类似，皇帝归根结底由一种更高的权力任命，而他的统治要有效，就必须服从上天的指示。这也就是为什么吉兆称为“符”，也就是上天赞赏统治者的迹象。如果统治者犯了错，上天则会降下自然灾害警示。
中国人的这种思想确实与基督教的思想有些接近。但中国人观念中的宇宙有一个关键性的差异：中国思想传统并不强调凡间和天堂有绝对的鸿沟，拥有与神灵的契约关系因此绝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中世纪道教的仪式中。道士要进行一种“画符”的仪式，撕开一张象征着与上天的契约的纸条。它与神奇的护身符相同，师父也许会给他的弟子一张这样的神符。这些东西完全是符木：入门修道者持有一半护身符，另一半据说由神灵保管。这种护身符上面画有图样，据说代表着神灵的书写方式，只有神灵才能理解；书写的内容是委托神灵帮助持有护身符的人，通常是赋予修道者召唤神兵的权利，协助他降妖除魔、治愈病痛，或是取得非凡的能力。不过，护身符也可以像丢尼修的象征物一样成为冥思的对象，修道者可以凭借它最终取得一些有关超越于我们世界之外的不可见世界的知识。
中世纪中国许多最为引人注目的视觉符号都可以溯源到这种护身符——河图（或称阴阳图）似乎就是从中发展而来的。只要看一眼阴阳的符号，就能十分轻易地联想到符木的左右两半（符木的左右两半有时候也叫作“阴阳”两半）。
符木不需要见证人。如果两个裂面可以合到一起，那么所有人都知道缔约双方之间有过协定。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词语适于比作符木的原因：我们有一种默认的协议让词语A对应于概念B。符木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虽然它一开始可能单纯只是友谊或团结的象征，但在后来几乎所有的案例中，持有符木的双方事实上同意建立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也就是债务、义务或服从对方命令的关系。这也就使我们有可能用它比喻物质世界与更为强大、赋予物质世界意义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是同等的，但它们创造出来的是绝对的差异。所以，中世纪基督教神秘学者与中世纪中国的道士都将“符”看作从天而降的只言片语。对于前者而言，这些文字是一种语言工具，让我们得以稍微理解我们根本不可能与之产生互动的存在；而对于后者而言，它们是一种与高级存在互动，乃至制定实际举措的方式。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当我们试图通过债务重新想象世界的时候，总是会陷入困境。债务是平等的两方缔结的一种特别协议，使他们的地位不再平等，直至履行协议之后平等的地位才恢复。在某个层面上看，上述观念不过是这个困境的另一个版本。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在中世纪呈现得尤为尖刻。中世纪的经济几乎可以说是精神化的。由于金银都流入圣地，各地的人们在日常交易中主要使用的是信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财富和市场的论述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有关债务和道德的论述，而有关债务和道德的论述变成了有关我们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本质的论述。我们知道，解决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欧洲和印度，社会回到了等级制度：社会是由牧师、武士、商人和农民构成的等级秩序（在基督教国家只有牧师、武士和农民）。不同等级之间的债务被看作具有危险性，因为它们暗示着双方具有平等的可能性，并往往导致直接的暴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债务的原则通常成了支配宇宙的原则：因果债、母乳债、人与上天缔结的债务契约。从中国历代当局的角度看，所有这些都会产生过分的结果，有可能会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秩序失去平衡。政府有责任时时干涉，保持市场的平稳、公平运作，从而防止新的民众动乱爆发。在伊斯兰世界，神学家认为神时时刻刻在重建整个宇宙，因此市场波动反而仅仅被视为神意的另一种体现。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儒家谴责商人，而伊斯兰教赞赏商人，它们最终都产生了相同的结果：繁荣的中国和伊斯兰社会拥有蓬勃的市场，但创建大型商业银行和工业企业的要素从来没有组合到一起，而这两个经济组织日后将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伊斯兰世界的例子尤为显著。无疑，它产生过许多只有用“资本家”才能确切形容的人物。阿拉伯语中称大商人为sāhib al-māl，意为“资本所有者”。法学理论家可以随意自如地讨论资本的创设和扩张之类的问题。在哈里发王国的鼎盛时期，有的大商人拥有数百万第纳尔，搜寻着有利可图的投资。为什么在伊斯兰世界没有出现现代资本主义？我要着重指出两个因素。首先，伊斯兰教商人似乎是十分严肃地看待他们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市场并不受政府的直接监管；因为契约是个人之间缔结的（理想的形式是“握一握手，望一望天，然后成交”），所以荣誉和信用很大程度上难舍难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人人相互残害的地方不可能有残酷的市场竞争。其次，伊斯兰教还十分严肃地对待利润是风险的回报的原则。这条原则在后来被古典经济学理论奉为圭臬，不过在实践中并没有充分的体现。伊斯兰教认为从事贸易事业的人将自己暴露在风暴与沉船、野人、丛林、大草原与沙漠、不可预知的外国风俗及专制政府的危险之下。设计用于规避这些风险的金融机制被视为不虔诚的表现。这是反对高利贷的一个原因：如果出借者要求收取固定比率的利息，他的收益也就固定下来了。出于类似理由，商业投资者理应分享风险。这使得绝大多数后来在欧洲发展出来的金融和保险形式，在伊斯兰世界不可能出现。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中世纪早期的佛教寺院代表了另一种极端。无尽藏之所以不会耗竭，就是因为通过不断出借资金收取利息而从不动用本金，它们可以有效地保证投资零风险。这就是要点。不同于伊斯兰教，佛教这样做也造就了某种十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司”的实体——我们有一个迷人的法律神话，将这种实体想象成人，不过它不会死去，不用经历纠结的婚姻、繁衍、衰老和死亡。中世纪有恰如其分的话语形容这种实体，它们与天使十分相似。
我们法律上有关公司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中世纪盛期的产物。将一家公司看作一个“拟制人”（persona ficta）的法律观念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再熟悉不过。这个拟制人，正如伟大的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所说，“是不死的，可以进行起诉和被起诉，拥有土地，拥有自己的图章，以及制定管理那些组成他的自然人的规则”。这个法律观念最先是1250年在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教会法中确立的。而它最早适用的实体就是修道院——同时还有大学、教会、市政局和行会。
1.这次读才意识到从具象到抽象的历史特征变化。
2.格雷伯引用汉语词典，但没写出处，笑死。弘法（こうぼう）にも筆（ふで）の誤り（あやまり）。
3.佛教的“母乳债”相关说法值得记录。“在欧洲和印度，社会回到了等级制度：社会是由牧师、武士、商人和农民构成的等级秩序（在基督教国家只有牧师、武士和农民）。不同等级之间的债务被看作具有危险性，因为它们暗示着双方具有平等的可能性，并往往导致直接的暴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债务的原则通常成了支配宇宙的原则：因果债、母乳债、人与上天缔结的债务契约。从中国历代当局的角度看，所有这些都会产生过分的结果，有可能会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秩序失去平衡。政府有责任时时干涉，保持市场的平稳、公平运作，从而防止新的民众动乱爆发。在伊斯兰世界，神学家认为神时时刻刻在重建整个宇宙，因此市场波动反而仅仅被视为神意的另一种体现。”
说起来，魏晋玄学讲佛教因果，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讲债的。如果能有中国这边的专业人士来补充格雷伯的论述，该是多好的事情啊。
九、其他补充
书中的许多发现都极为出人意料：从现代权利和自由的概念实际上起源于古代的奴隶法，到投资资本的概念实际上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国佛教，再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大部分知名著作似乎是剽窃自中世纪波斯的一位自由市场理论家（顺便提一句，这个故事对于理解当前伊斯兰政治的吸引力有着有趣的启示）。这一切，为使用全新的方法研究过去500年资本帝国统治下的历史搭建了平台，至少它允许人们开始提问，当前究竟是什么正处于危险的边缘。
1.微信读书是神！搜索功能真的太有用了。
如果我们一出生就欠别人无尽的债务，而且我们依靠这些人得以存在，不过又不存在叫作“社会”的自然单位——那么我们欠下的债务是什么？债主又是谁？债务包括所有东西？债主是所有人？抑或某些东西或某些人？我们如何偿还如此模糊的债务？或者更中肯地说，究竟谁能宣称，自己有权告诉人们要如何偿还这笔债？依据什么样的基础？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构建问题，那么梵书的作者为这个道德问题提供了非常复杂的回答，而从未有人能够就这个道德问题提供更好的答案。我说过，我们对那些经文诞生的环境知之甚少，但是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证明这些重要的经文诞生于公元前500-公元前400年，大约是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印度，商业经济、铸币、收取利息的贷款等机制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当时的知识阶层，和希腊、中国的知识阶层一样，抓住了时机。在这里，抓住时机就意味着询问：把我们的责任看成债务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存在究竟是欠谁的债务？
因此，他们的答案中不出现“社会”或国家就十分重要（尽管国王和政府肯定存在于早期的印度）。他们用对神明的债务、对圣人的债务、对父辈的债务、对“人类”的债务来代替“社会”或国家。把他们的构想翻译成现代语言并不难。
2.从“中国”这个关键词去搜索，查到这段内容，就能知道：格雷伯在这里提梵书，不是说只有梵书提出了这一点，而是希腊、印度和中国都提出过类似思想，只不过论证到这里就举了个梵书的例子。这一点需要澄清，我之前有误解。
其他还有好多，没时间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