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学踪》读书笔记

孔飞力教授说的一句话“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来告诫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时，一定不能仅仅停留于文本，而应该注意到文本背后的历史脉络，以及写作出这些文本的作者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其实，一个人的学术偏好、关切与趣味，同样与其经历密不可分，尤其是与他生命中的阅读史密不可分。有时候重要的不是从阅读中记忆了什么，而是阅读如何形塑了学者的品味与眼光，以及阅读如何变化气质让学者的生命情调和精神境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和扩展。诚如钱穆先生所言，那些忘不了的人和事就是你的真生命。对一个学者而言，那些忘不了的书与人也就是你的学术真生命
    现代人对于社交生活有一种狂热的爱好，从无数他人的生命中步履匆匆，却从未能留下一鳞半爪的印迹，与此同时又在哀叹生命的孤独，时刻陷溺在一种躁动不安、四面突围的情绪之中。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解释为何他的作品都聚焦在“家庭”“回忆”“二战”和“自我”等主题：“因为生活的偶然性…还有一种恒定不变性，那就是你看待事物的眼光。我常常会感受到我那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相比，专心能力下降了。我想到了普鲁斯特或劳伦斯·达雷尔以及他的《亚历山大四重奏》。他们生活在一个能够更加集中精力思考的时代里，而我们这一代人，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而在加拿大哲学家泰勒的笔下，随着世俗时代的兴起，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基于传统共同体的道德视野日益弱化，个人便陷溺在一种“可悲的自我专注”之中。泰勒认为，“这种个人主义导致以自我为中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那些更大的、自我之外的问题和事务的漠然，无论这些问题和事务是宗教的、改治的，还是历史的。其后果是，生活被狭隘化和平庸化”。前者认为这个时代的个人已经丧失了“自我专注的能力”，生活变得支离破碎，而后者认为当代人过于关心自己，缺乏更多的价值资源来反省自己，从而从更长远的道德和文化传统来看，就显得极为可悲可怜。

《瓦尔登湖》所展现的就是一种既超越了“可悲的自我专注”，又不是“支离破碎”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那是一种完整意义的个人的生命和心灵的展现，是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同时，与自然和解，向自然致敬。在日常生活上，梭罗信奉的是做减法的极简主义，在精神生活上，梭罗展现的是做加法的完美主义。瓦尔登湖畔的生活，让劳作回归到了它的本意，不再是异化与剥削，而是人在安顿自己的生命时展开的形式。劳作是辛苦的，但也是喜悦的，直接劳动者是具有尊严的。劳动不是在扼杀思想，劳动反而是在激发思想的可能，让身体的感性在自然的怀抱中释放和安顿。天地之间，手舞足蹈的个人，特立独行的个人，沉思默想的个人，都具有一种放荡不羁的野性与自然。自然不是等待被超克的对象，自然也不是人类审美的客体，万物齐一，天人合ー，它是内在于人类生命的精神性存在。这也是从文先生在反思现代都市文明时所念兹在兹的“野蛮的活力”。
自己又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来《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等细细重读。这时候，我就发现，作为一个读书人最重要的是要进入一个知识人守先待后的精神谱系中间去，才能克服生命的脆弱与虚无，才会超越世俗、虚荣与势利对个体生命的诱引，才会找到一个夯实自身生命意义的基底。这群留学生光风零月的生命史与精神史，极深地触动了我，让我仿佛在被湮没的历史中找到了一个持久的光源，那光芒虽然摇曳不定，却足以慰藉人心，要做人世间的光，更要做世间的盐，前者还留有踪迹，后者完全融入世界。这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
当启蒙运动的历史在世界展开以后，各种文明似乎都无所幸免，韦伯所谓的工具性理性成为主导世界的价值观，现代世界抽离了宗教这个超验的背景之后，西方人在被解放的同时，也突然发现自己的内心从未像今天这般空洞与虚无，灵魂是如此粗鄙，生命力是如此萎缩，都市已经成为物欲的象征，而不再关涉人的心灵。尤其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将启蒙与文明的神话彻底瓦解掉了，西方文化开始从异质文明里寻觅自我救赎的可能。
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