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被解释问题的信息量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由倪志伟提出的，曾经主宰了当代中国研究长达十几年的“市场转型理论”。市场转型理论的要义是：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属于一种按政治原则进行利益分配的“再分配经济”。在这一体制下，那些有着较高政治资本的人士（比如干部和党员）就会在利益分配上占据优势。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市场分配原则就会占据主导，或者说那些有着较高人力资本（比如学历和专长）的人士就会在利益分配上占据优势。这一理论有自己的逻辑，却忽略了社会权力的一些最为主要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理论的误区。首先，型塑市场分配的价格规律只是一个机制，但是国家却是个行动者，有着很大的自主性权力，并且可以从多个方面有意无意地改变着市场分配机制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其次，面向市场的经济行动者手中的强制性力量非常有限，而政治行动者手中却掌握着大量的强制性力量（比如国家手中掌握着军队、警察乃至法律和法令的制定等等）。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政治行动者对经济行动者的控制能力往往要比经济行动者对政治行动者的控制能力大许多。这两个方面的理论误区使得倪志伟对于中国发展的预测产生了方向性的错误，具体说就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国家力量及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不但没有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减弱，反而在不少方面明显增强了。

倪志伟的文章发表后，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来驳斥或者修正他的观点。这些文章的核心无非就是想用更好的数据和更精细的统计来论证诸如干部、党员等政治身份仍然在中国社会的工资收入中起着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作用。这类文章虽然大方向没错，但是却没有带着我们逐渐逼近事实，因为它们都没能抓住一个关键：近20年来决定中国经济分配的最大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个人的户口所在地，具体说就是某人户口所在地的土地和住房是否在由国家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展过程中被征用，并且由此获得了多少补偿；其二是某人是否买了房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买的房子，以及买了几套房子。凡是在近二十年来城市面积几十倍的快速扩张中有过退赔和买房经历的中国人都变得富有了。担任着某些职位的城市和农村干部在这个过程中的收益很多，但是大量的人力资本很低、原来很贫穷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或者新城市居民因为家中有土地资源，再加上穷则思变，因而比城里人有更大的投资购房热情，因此也获益很多。总体来说，退赔补偿和购房致富是一个全民现象，收益人口可达数亿。这个群体构成了中国一个奇特的、人力和政治资本都很低，但是却颇有些财产的“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