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与学的伦理 摘录

阿德里安娜·里奇在1978年给女学生的老师所做的演讲中谈到了她所称的“男女同校”的“误导性概念”：“以为女性和男性坐在同样的教室里，听同样的讲座，读同样的书，做同样的实验室实验，他们就是在接受平等的教育了。”因为女性不是在与男性同等的条件下进入或坐在教室里的。她们被认为智力水平较低，被鼓励少冒险，少些野心，得到的指导更少，所经历的社会化使她们更不自信，更不把自己当回事，被告知头脑聪明的迹象是性关系中的累赘，她们的自我价值取决于她们吸引男性性关注的能力。她们被培养成照料者、母亲和溺爱家人的妻子，而不是学者或知识分子。“如果深夜从图书馆走回家，对我来说很危险，因为我是女人，可能会被强奸，”里奇问道，“那么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工作时，我能有多镇定、多愉快？”同样地，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如果我知道我的教授不（仅）把我当作要教的学生，而（且）把我当作一个要被睡的身体，那么坐在他的教室里，我能有多镇定、多愉快？
另一位朋友，当他还是研究生时，得知他的一些女学生抱怨他在她们穿短裤或裙子上课时盯着她们的腿看，他感到非常羞愧。没有人告诉这位研究生，作为一个男人，在父权制之下进行教学对他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如果他只是让他的凝视“自然地”投出，让他与学生的对话与互动“自然地”进行，他很可能无法平等地对待他的女学生和男学生。没有人告诉他，除非他停止自己“自然的”行为，否则他很可能最终无法把班上的女性完全当作学生，而是当作可以消费的身体、可以赢得的奖品、可以供其抽取的情感水库。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告诉他，他的女学生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不平等地长大的，她们很可能顺着他这样的行为。结果是，他所教的年轻女性被辜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