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设施到治理术

福柯宣称，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历史合理性，一种经济合理性， 甚至是一种行政合理性，但它缺少一种治理合理性：“缺乏社会主义的治理合理性”。 
因此，这门课程很大程度上是他对治理术研究的延续。他甚至表明，他早期有关权力的研究需要包含在这项探究之中，认为“权力”一词“只不过指明了一个有待进行全面分析的关系(领域)，这就是我所谓的治理术，即人们引导他人行为的方式，只不过是对这些权力关系的一种建议性的分析网格”。因此，治理术是一种有用的框架，用以理解“引导疯人、病人、罪犯、儿童行为”的方式；并且在这些讲座中， 福柯也看到对于研究一种“不同规模的问题，如一种经济政策， 或者管理整个社会体”，这一框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由此他做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澄清：他强调微观权力“不是规模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分析区域的问题，而是一个视角的问题”。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对于微观权力、权力关系、治理术的强调使他能够去研究国家。不同的治理模式——君主国家的合理性、经济主体的合理性、被治理者的合理性——可以视为“不同的治理艺术……不同的计算、 合理化与规定治理艺术的方式”。这就引向福柯在该讲座课程的最后一个观点，即政治是“这些各不相同的治理技艺及其不同的参照点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这些各不相同的治理技艺所产生的争论”：正是在这里，“政治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