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关系。只有在社会阶层固化的事实面前，“我”悟空才会感喟自己的努力奋斗可能毫无意义一一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
    《悟空》的歌词或许揭示了孙悟空这个“中国故事”的另面：弱者如何反抗？这里的“弱”首先是一个经济事实，也就是弱势阶级。50一70年代的中国戏曲通过自我改造，成功将孙悟空塑造为被压迫阶级的英雄偶像，也正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对孙悟空的推崇，才使其在当下社会成为某种幽灵般的存在。近三十年来，孙悟空形象之阶级性的消失是与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当然，也正因为阶级性消失了，它才具有别样的意义价值，其批判意义恰恰在于这种有悖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文化逻辑的异质性。
    同样是在2008年前后，孙悟空形象开始出现在与“底层”相关的文艺作品中，他开始成为打工者、农民工或失业青年的自我指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新现象。从2006年开始，作为文艺研究视角的“底层”开始崭露批评活力，而“底层写作”正是其中的重要现象。何谓“底层”？有论者指出，“底层”当然是一种题材但更重要的是一种主体性视角，它是一种结构性的概念，虽然含混但具有整合力：“如果我们从左翼思想的脉络中来看，‘底层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左翼思想面临困境的一种表现，但也预示了新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无产288阶级’‘人民’等概念已经无法唤起更多人的认同，无法凝聚起社会变革的力量，我们必须在新的理论与现实资源中加以整合。”（1听上去，“底层”在中国思想界的诞生背景，很像是“诸众”（mulitude)在欧美思想界的诞生背景。然而，两者的重要区别是，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对“诸众”的定义是“非物质劳动者”（immaterial labor),这对新世纪中国而言，是有局限性的。无论是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农民工，抑或漂泊于大城市的失败青年，他们依然在从事着十分具体的“物质劳动”。在此，我姑且将这一脉络中的孙悟空称为“底层之神”，他成为被压迫者的自我疗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