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考古学论丛》序

    公元3到6世纪是中国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随着秦汉帝国的解体，周围各地区各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在大迁徙、大融合中不断创造出极富生气和特色的地域文化，加速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为隋唐帝国的建立和进一步繁荣准备了条件。地处东北亚南部的辽宁是这一时期多民族多文化活动比较频繁的一个地区，这里先后出现了公孙氏、慕容鲜卑族和高句丽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既各有自身的渊源、文化发展序列、民族和区域特色及发展道路，又始终与中原王朝和汉文化保持着密切关系，从而为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历史续写出光辉的篇章。已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三部曲”（古国一方国一帝国）与“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系统论述中，把包括东北民族在内的北方地区诸民族在秦汉以后所走过的文明起源进程，称为“续生型”国家模式，其特点就在于它们也都经历了类似当地先秦时期的古国一方国一帝国的发展历程，而且是“骑马得天下，统治的是汉族人，继承的是汉文化，汉文化从此也长上翅膀，更有活力了”。从而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上继续起到独特作用。
这一时期，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一个时期，地处东北亚与欧亚大陆接触地带的中国东北南部，是这一交流路线东端的一个枢纽，这一地区正在发生的历史变革和文化创新，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持续与延伸，也波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从某种程度看，对后者的影响更值得深入研究。因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文明起源进程和国家的建立，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或成熟的。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融合，以对先进文化的大幅度吸收为主流的相互影响，以至人群的迁移，这些文化交流的多种形式，成为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东北亚诸多民族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