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替代物还是催化剂

       从价值上来看，革命的可取性有多大，有些人有不同的认识，但主要的争论还不是发生在这些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那些对革命和改革的关系作出不同预测的人们之间。改革家告诉顽固派说，某种程度的让步对于避免山洪暴发是必需的；而顽固派则警告说，任何让步都将导致对现存秩序的削弱。在正统革命者和左倾分子之间，也有类似的争论。历史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最耐人寻味而又发人深省的争论，确实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阵营的内部。在这个问题上论著最丰的也许就是列宁本人；在不同的时期，他似乎针对这个问题阐释过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观点。但大体来说，他的观点通常最接近“正统”革命者的观点。他认为尽管一个政权自动施行的改革会延缓革命，但被迫做出的改革则会加速革命的到来。他在1894年驳斥彼得·司徒卢威修正主义即争取改良的倾向时说：“改良是不能与革命相提并论的。争取改良只不过是为最后的革命来推翻旧制度而调动无产阶级队伍的一种手段而已。”同样，他在另一方面也反对1906年的“抵制派”和“召回派”以及1920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在现存制度下争得的改革是有益的并会导致革命：“革命中的部分胜利，即那些旧制度被迫做出的仓率的让步，正是那新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更为尖锐的社会动乱的最有力的证据，这种动乱将把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带进运动中来。”
        但是，20世纪的革命者们对于列宁这种修正过了的关于改革的催化剂理论，已经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了。马克思主义的期望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破灭已使人民很难相信革命者能兼得改革和革命二者。正统的革命观念业已衰落，它从前的支持者们因接受替代理论而分裂成两派，一派遵循伯恩施坦的道路，另一派则追随毛泽东的道路。
       社会科学家们和社会革命者一样，对这两种理论也不可能兼得。如果替代理论大体上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催化剂理论大体上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或许更加可能的情况是，在某些条件下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在另一些条件下那种理论是正确的。所谓有关的条件，就是指改革和革命的前提和改革的后果对革命的影响。毫无疑问，改革与革命之间最重要的关联，就是二者的先决条件是一样的，即政治体系中的权力是集中的。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权力集中，特别是在一个权力总量本来就很小的体系中的权力集中，是政策创新和改革的首要前提。这也是革命的一个前提。至少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一个政权易遭革命推翻的程度是与它进行改革的能力成正比的。
        一个在传统政治体制中立志现代化的君主所面临的困境，只不过是那些经历变革的政体所特具的普遍问题的一例显证罢了。18世纪重农学派的莱特劳纳认为：“当前法国的形势比起英国要优越得多，因为在这里，推行那种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改革刹那之间就能实现，而在英国，这种改革却总是被政党政府制度所阻滞。”但使得改革在法国得以顺利推行的这种条件，同时也使革命成为可能，而在英国阻碍了改革的“政党政府制度”却同时也使该国免遭革命。同样，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凭一道圣旨就成功的废除了农奴制，而美国在同一时期所进行的类似改革却是用了四年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完成的。但这个使1860年俄国改革成为可能的政治集权，同样也使1917年的革命成为可能。
       更广泛的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保守的集权传统体制，特别是像清朝、罗曼诺夫、奥斯曼等这样的官僚帝国，最可能会因革命而覆亡。在这些国家，君主垄断了所有的合法性，因而政体就无法进行和平的调整以适应政治权力的扩散以及其他社会创新和政治权威来源的出现。于是这些来源的出现就必然要求推翻整个制度。另一方面，在那些具有更为复杂和分权的政治制度，又具有有活力的地方政府和自治性的州或省的国家里，改革的道路和革命的几率都不确定。那些对把持着中央政府的集团持反对态度的社会势力可能控制着地方或基层政府，因此它们能认同现行制度的某些成分，而不至于和整个制度相疏离。坦纳鲍姆写道：“如果说对于革命还有任何确定不移的东西可以谈的话，那便是在那些政治力量及其分散而成千上万的人都感到自己与所在的自治教区或城镇的各种问题息息相关，并且参与制订更大的单位，乃至县级、州级或整个国家的各种法规的国家里，革命是不会发生的。”
        改革和革命的发生都依赖于集权，这便常常在二者之间形成戏剧性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否会引起革命，那就要看改革的性质、革命者的成分和改革的时机了。例如，政策改革会加大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改革会激起得一望二的期待，同时又暗示着现行政权的软弱。领导层的人事改革则可能把革命运动中的能干分子笼络起来，并使之加入现存体制，从而降低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英国的法、德两国政治稳定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与这些不同的改革方式有关。此外，某些政策改革（而不进行其他改革）和某些领导层的人事改革（而不进行其他改革）可能会分裂革命力量、缓解他们的热情、减弱他们对潜在同盟者的号召力，并使那些反对向革命势力作进一步让步的集团聚集在改革势力的周围，特别是改革本身就会改变各种各样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为迎合较为温和的革命派领袖的要求而实施的改革，能强化这些领袖们的地位和他们所主张的政策，使极端派革命分子逊色。改革若是迎合由革命运动中的激进派所发动的暴力和直接行动，那这种改革就会增强这些领袖们的力量，并使其他人也会相信其策略和目标的正确性。但是，对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来说，这些常常正是改革的必要前提。此类政府太软弱、太冷漠、太保守或者太糊涂，对革命阵营中的分歧视而不见，为能用某种形式的改革来增强革命运动中的温和趋势。相反，只有骚乱、示威和暴力才能刺激他们行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列宁指出的，改革只会招致更多的骚乱、示威和暴力。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改革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拉斯韦尔和卡普兰指出，社会精英中的反叛分子最可能提出革命要求的时机，要么是在其力量最小的阶段，要么是在其力量最大的阶段。在前一种时期，他们认为不值得去接受改革和让步，因为与他们重建整个社会的抱负相比，这种让步是太微不足道了。在后一种时期，他们接受改革和让步的意愿也不太强烈，因为他们此时觉得获取整个政权已近在咫尺：他们已处在可以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的地位上了。但如果他们的力量处于强弱两极之间的状态时，则可能对进入现存权力结构感兴趣。他们会愿意分享统治权力，就是说立即得到某种利益，而不是流连于推翻整个制度的向往之中。因此，领导层的人事改革在这一阶段可能非常奏效，而在革命者太弱或太强时，这种做法则可能是枉费心机。
        更具体的说，改革对革命几率的影响，端赖要求变革的集团的社会构成以及这些集团所抱企求的性质。在这里，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两个集团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集团及其要求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从结果来看，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则是革命的替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