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的名单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所有现实，都是在媒体上发生，这也包括过去的各种悲惨事件。这意味着从历史角度去证实、理解这些事件已经为时过晚，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世纪末的特点就在于，那种知性所依赖的各种工具已经不见了。要理解历史，只能在历史尚未消失的时候。而要谴责（或维护）海德格尔，也只能在时机未过的时候。要提出一桩控诉，所针对的必须是一个没有断裂的过程。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过渡到了不同情形，我们在电视上看过了《大屠杀》（Holocauste）的节目，我们也看了纪录片《浩劫》（Shoah，。1985）。对它们所拍的事物，我们在尚有条件去理解的时候并未理解，从今往后也不会理解。这是因为，诸如责任、客观原因或历史的意义（或无意义）等根本概念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道德良知或集体良知的各种结果，完全是媒体造就的结果，而人们亡羊补牢地抢救这种良知，不过反映出它尚存的生气无多。

面对纳粹主义、集中营惨案或广岛核爆，我们将永远不知道是否得到了认知，因为我们不再处于同样的精神世界中。在我们的世界中，受害者和加害者可以互换，责任可以衍射、溶解，这就是我们美妙的交互中的好处。我们没有遗忘的勇气，只有对图像的失忆。而当大家都犯了这种病，谁又能指出是谁失忆？而关于尸检，再没有人相信解剖可以验明各种事实：我们只是遵照某些样板去做事情。即使某些真相被找到，坦呈在我们眼前，它们仍旧不能构成证明或罪证。正是因此，人们越是探究纳粹思想、毒气室等等，越是加以分析，反而越使这些事物不可知，最后按照这套逻辑提出荒唐的问题：“说到底，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这种提问可能令人义愤填膺，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这个提问在逻辑上可行。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媒体置换了各种事件、各种观念以及历史，于是，我们越是从中探究，越是详查其中的各种细节以求得出原因，它们就越不存在，越是不曾存在过。我们想传授和记住各种事物，却已经混淆了事物各自的身份。我们漠视记忆，漠视历史，尽管我们努力让历史客观化。有一天我们也许会问，海德格尔这个人是否曾经存在过。弗里森①的奇谈怪论也许可耻（而且他从历史角度主张毒气室并不存在，同样可耻），但与此同时，他恰好体现了我们整个文化的动向：我们走向世纪末的死胡同，震惊或着迷于世纪之初的恐惧，面对绝境，我们不可能做到遗忘，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否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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