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下乡：从“创作者”到“工作者”

在这段同样充满身体性修辞的表述中，知识分子的改造被落实为一种“情感”的改造。“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机制性的意义。与大生产运动之初大量诗歌里的“开荒”想象中伴随着疼痛感而强健起来的胸膛臂膀相比，劳动在这里改造的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身体”本身或包蕴在其中的“内在自我”，而是以“干净”和“脏”这样的修辞为表征的“情感”认同。虽然毛泽东也在其中套用了“阶级”的表述，但与阶级立场、政治观念、思想认识的改造相比，“情感”的改造实际上要艰难得多。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根据科学的纲领性目标对幼年起开始形成的情感世界进行改造，这是内心的一件最困难的工作。并非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因此，世界上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像革命者一样思考，感情上却像小市民。”换言之，毛泽东所要求的正是要将观念和立场的转变深入到“情感”这一无意识的领域中去，由此才有可能再返身投射为形式与审美的转变。
  为了抵达这种情感上的转变以避免下乡工作中的“格格不入”，文艺工作者不仅主动要求“下乡”，并且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人手，努力抹消知识分子与农民在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别。像丁玲一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文艺工作者走进农民生产生活与情感世界的主要方式。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关于“干净”与“脏”的政治修辞学首先便落实在了卫生习惯的自我克服上。时任边区文协负责人的柯仲平告诉赵超构自己的下乡经验：“在乡农家里吃馍馍，即使给苍蝇叮过了的，也不可剥皮；和乡农一起睡觉，即使生了虱子，也不可埋怨。”0在1943年12月延安各剧团下乡前的欢送大会上，柯仲平代表下乡剧团成员发言时还特别以他的烟斗为例讲到，“他在乡下时他的一支烟斗曾叫许多好奇的老百姓吸过烟，而他从未擦洗过，每次从老百姓手里接过来自己就吸起来，这样老百姓觉得他有点像自家人，说话就比较亲切了”。美国观察员韩丁1948年在山西张庄参加土改时也感到“吃派饭是真正的考验”：“我知道，在这些碗筷上面，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都已经沾染了结核病的细菌，可是我必须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吃饭，这是每一个土改工作者全都经历过的毅力考验。如果你不愿意与人民同甘共苦，你就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换言之，唯有如此，革命工作者才有可能初步获得农民的认同与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