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会议：“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

【《毛年谱（1949-1976）》（第三册）纪事本末（562）】1958年，毛泽东65岁。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成都，住金牛坝招待所。
毛泽东游成都：成都为什么叫“成都”？
3月5日下午，乘汽车参观成都市容。看见城墙边一些棚户时说：你们这里解放这么些年了，还不能给群众修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个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汽车沿城墙走了一段时间后，又说：这个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毛泽东还问李劼人现在怎么样？他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怎么样？陪同人告诉他，李劼人现在任成都市副市长。
同日下午，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强调要进行文明生产。
3月6日下午，游览成都武侯祠，他对武侯祠内楹联颇感兴趣。在诸葛亮殿前，久久驻足于“攻心联”前。“攻心联”由近代著名白族文人赵藩于1902年撰书。联文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嘱人将武侯祠的楹联抄录送给他。
3月7日，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在杜诗版本展览室，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衽甫诗集说：“是政治诗！”还仔细观看了杜诗的各种外文版本。
一天，毛泽东曾询问成都的由来，它为什么叫成都？
当时，在场的人都没能答上来，许多在四川土生土长的同志或在四川工作多年的同志也答不上来。
随后，李井泉指示相关部门和专家查阅资料，赶印了资料《成都的由来》（称“成都”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四世纪，距今已有2400年。因蜀王高明氏的后代从郫县迁都此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 发给全体参会人员，总算是对这一问题有了交代。
原来成都的得名，历史上宋朝人乐史就有书面解释，他在《太平寰宇记》中写道，“成都，汉旧县也。周太王逾梁山之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
还有与乐史同时代的宋朝人祝穆解释为：“盖取《史记》所谓三徙成都之义。”司马迁所著《史记》是这样记载的：“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句话的意思是，舜帝的品德非常高尚，百姓都遵从于他，愿意居住在他的周围。一年后，这里成了村镇，两年后成了大规模的乡镇，第三年，已经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城市了。
成都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
3月9日—26日，毛泽东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通称成都会议。
3月9日下午，成都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主持，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二十几个问题。他继续批评“反冒进”：
关于两种方法的比较问题，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我看应采取“冒进”。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3月10日下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华北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作第二次讲话，主要讲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批评教条主义。提到个人崇拜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该拒绝。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两本账
3月14日下午和晚上，继续主持成都会议，听取西南各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到两本账的问题：
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这次会议对一些项目完成的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三年到五年，粮、棉五年到七年，绿化三年到五年，两本账，有伸缩，好些。
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需要合并一些社，建立大社。过去主张搞小社，现在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可搞大型社。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逐渐并。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瓦房，不要茅草房。房子样子可搞好一点，因地制宜，搞些标准设计。苦战七年到十年，基本改变农村房子的面貌。
3月19日，为向成都会议印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一批按语写说明，题为《一批按语》，其中说到：
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
3月20日下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共讲四个问题。毛泽东说：
第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
第二，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
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
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
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
第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
第四，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
3月25日上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的，这是对立的斗争。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
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
我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去登报。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写剧本有这么一个原则，要为观众留余地，就是要使人家有点想头，如果一切动作、一切语言都在台上做完了、讲完了，并不见得好。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要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3月26日晚上，在成都会议上作第六次讲话。毛泽东说：
这次会议的一些决议、意见，都是给政治局的建议。我们这次会议始终没有声明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文件还是要等中央政治局发。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以致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
成都会议于本日结束。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继续对残存的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37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