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与国情

    孙科的民主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由于较多地从形式层面理解民主的意义，导致歪曲民主政治的全面含义，从而形成了与国民党主流思想的沟通之处。

    孙科在理念上一向欣赏英美民主制度，但他又不认为中国一定要以西方政治体制的形式为样板。孙科多次宣称，民主主要是法律制度与选举程序的完善，他尤为强调民主之所具有的手段功用。30年代中期，孙科在主持起草《五五宪草》时，反复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并不错，然而宪法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其具备完善的法律条文，宪法应以维护人权为前提，即在法律之后还应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正如海耶克所说，应具有“超于法律的信条”，表现为一种尊重人权的政治理想，所以宪法的价值并不仅仅在条文完备的形式方面。但是在孙科那儿，这一切均在考虑“中国国情”的托词下，遭到严重的扭曲。孙科声称，中国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出心裁”制定宪法。那么什么是中国“国情”呢？孙科说，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历史”就是中国“国情”，结果根据这种中国“国情”制定的宪草，虽具法律形式，却无民主内容，只是给党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致使《五五宪草》“其极权趋势实超过现代任何总统制之民主国家”。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的，中国现代化所以不够彻底，乃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内容了解不多，认识不足，结果“西方文化的内容也就所剩无几了”。值得注意的是，孙科并非不了解西方文化，只是他一意为维护国民党利益而强调中国“国情”，恰在这点上，孙科与基于同样目的也强调中国“国情”的蒋介石达成了共识。
  
    从现代化的要求看，对意识形态的频频强调，往往会扼杀民主之需要的思想多元化的发展。在诉诸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与蒋介石等相比，孙科确实较为灵活，但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桎梏。孙科相信唯有三民主义可作为社会的统宰思想，这种唯我独尊的立场自然排斥其他思想，极易演变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