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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称“即令卓如鼓动各省”、“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各直省”，即宣称其为领导者。康、梁作为入京会试的举人，无后来之盛名，也无广泛的省际关系，我以为，他们似无如此之大的能量。从歌词公车上书的题名录中，可以明显看出省籍关系，即是一生公车的联名上书。来京参加会试的新举人，须有同乡京官的印结，方能参加会试前的的复试；都察院代奏举人们的上书，须有同乡京官的印结，方能收下。而入京会试的举人，又有不少人住在家乡会馆，而这些会馆多有同乡京官维持。所有这些线索，都联系着公车与他们的同乡京官。由此，我以为，公车上书的策动者似为京官，方法是通过同乡、亲属、旧友等关系；而这种集会具稿、联名上书的方式，原本是翰林院等处京官的拿手好戏，宣南多处地方又是他们集会的习惯场所。甲午战争期间他们已有多次发动，幕后皆有高层的支持者或指使者。……由此，我以为康、梁只是各省公车上书走在前台的众多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而真正的组织者，是京官，幕后还有更高层的操纵者。
历史就该这样读，这样读才有意思，有事实才能有结论。不像当年历史课本上讲的那样，满是意识形态和道德至上，把康写的简直就是神人，随便一呼就万人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