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评“反冒进”到提倡“大跃进”：周恩来三次检讨

【《毛年谱（1949-1976）》（第三册）纪事本末（565）】1958年，毛泽东65岁。
“大跃进”口号第一次提出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当时在莫斯科)修改过的。社论说：
一九五六年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不论北方和南方，到处都有高额增产的先进事例。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一九五六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
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
从莫斯科回来后，毛泽东开始批评“反冒进”
1957年11月21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
12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说“以十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并经部分政治局委员事先看过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全面阐述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反冒进思想。
12月17日下午三时，继续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听取发言时多次插话中提到：
去年纠偏，吃了很大的亏。去年六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指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没有把位置摆正。现在说清楚，只是基建、招工多搞了一点，工资增多了一些。如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害病，不能讲十个指头都害病了。那篇社论位置没有摆正，把当时的一股子劲赶走了，吹掉四十条，吹掉多快好省，吹掉促进委员会，这是不好的。
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四次批评周恩来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多次讲话的精神写的。
杭州会议
1月3日、4日，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四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柯庆施、江华、曾希圣、舒同、刘顺元和林铁等参加。周恩来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南宁会议
1月11日—22日，毛泽东在南宁明园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中央部委、地方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通称南宁会议。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的主张，周恩来、刘少奇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周恩来做了检讨。
1月28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
有些观点要弄清一下。比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这个话对不对呢？说这个话的是一个好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好大喜功不行，看你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看是什么急功近利，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是主观主义的还是合乎实际的。
2月3日晨一时，阅《人民日报》准备在本日发表的社论《鼓起于劲，力争上游！》，批示：“退吴冷西同志。可用。”社论主要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
1月31日，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写前言。前言指出：
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2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他说到：
“南宁会议的目的是想把工作方法搞对头，会议产生了一个六十条。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当然，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在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了一个巴掌。”
“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
成都会议
3月9日—26日，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主持成都会议。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
3月9日即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
关于两种方法的比较问题，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我看应采取“冒进”。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在3月25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八大二次会议
1958年5月5日—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5月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
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用“跃进”代替“冒进”
5月26日上午，毛泽东重阅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
重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 ‘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邓小平认为：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周恩来、彭德怀辞职被留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迫于“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周恩来曾想过辞职。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
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人。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会议决定：
“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