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与抵达——上都大都金莲川

朱有燉《元宫词百章》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的第十三首：

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

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

“麦秋”见于《礼记·月令》，指四月下旬，小麦将熟之时。初夏天气，麦田渐黄，暑气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大都北幸开平（上都）。《元宫词》从宫女口中述元代皇宫故事，故有“侍从常向北方游”之句。傅乐淑笺注的重点在“龙虎台”，谓为元代著名捺钵，九月元帝南归大都，百官例得迎銮于此云云。
顿之所，都是捺钵，比附为汉语的“。契丹语与蒙元时代统治集团所使用的蒙古语，虽然同属蒙古语族（Mongolic），但捺钵这个词应该是在契丹语中完成了被赋予皇朝制度意义的语义演化过程，因而为金人所承继，随后又进入蒙古语。《辽史·营卫志》说：“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宋人庞元英在《文昌杂录》里记他接待辽使时问捺钵的意思，使者回答：“是契丹语，犹言行在也。”由此庞元英得出结论说：“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元帝巡行途中的宿顿之所，都是捺钵，比附为汉语的“行在”，是比较贴切、便于理解的。

上都与大都之间的交通道路共有四条，其中两条是驿路，但皇帝不走驿路，而要走专属性道路，即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的道路，故称辇路。只有辇路上有捺钵。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第四十五首，又有“纳钵南来十八程”句，就是指两都间的辇路，这条辇路上的捺钵共有十八处，曰十八捺钵。傅乐淑《笺注》引元人周伯琦《扈从集》，把十八捺钵之名一一列出，当然准确与否还是有争议的。辇路又有两条，往返各走一条，由大都至上都走东道，由上都至大都走西道，此即《扈从集》所谓“东出西还”。驿路行者较多，记录也多，且前后各时代的继承性较强，因此比较清楚。辇路禁人行走，非扈从皇驾者不能亲行其地，而扈从者中长于文翰且留有记录的人更少，这些记录也主要是诗作，不足以反映路线细节，遂造成对辇路的认识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

大都名称源流与外国音变：
thay，当然更不知道明朝的首都北京就是马可·波罗的汗八里。利玛窦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访问北京时，和来自中亚的穆斯音译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这个词在《马可·波罗行纪》的各种西文译本里有两种拼写形式，Cambuluc和Kanbalu，所以这两种形式都常见于当时的西文文献。

此外，因为《马可·波罗行纪》采用了蒙古语对中国的称呼Cathay（即契丹，《蒙古秘史》写作“乞塔惕”Kitad，是蒙古语对辽国及后来的金国统治区域的称呼，延伸而至全中国），所以十六世纪从马六甲和菲律宾来到中国的西欧人长时期不知道他们所在的明朝，其实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Cathay，当然更不知道明朝的首都北京就是马可·波罗的汗八里。利玛窦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访问北京时，和来自中亚的穆斯林突厥人交谈，才知道北京原来就是汗八里。然而，直到17世纪末，西欧人所绘的亚洲地图上，大多还是在中国北部或东北部，分出一个国家叫Cathay，并标出它的首都叫Cambuluc（汗八里）。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蒙古人只说“大都”“上都”，Khanbaliq这个词可能并不为蒙古人所用，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蒙古语词汇。如果以蒙古语命名“汗之城”，那应该是Khan Balagasu吧。汗八里是包括畏吾儿在内的突厥语（Turkic）和伊朗语（Iranic）各分支语言人群所使用的，他们甚至到明代还用汗八里称呼北京。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沙哈鲁（Shahrukh Mirza）派往明朝谒见永乐皇帝的庞大使团于1420年底到达北京，次年回国，记载此事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波斯文原本和后来的突厥文（察合台文）译本，都把北京记作Khanbaliq，可以算是一个重要证据。当初马可·波罗一行进入蒙古汗廷时，他们的向导和翻译当然出自西域，随后他们在元朝居留期间，身边也应该一直都有翻译，这些翻译大概也都是来自西域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可·波罗没有如蒙古人一样称大都，而是和西域人一样称汗八里。

和大都一样，上都在蒙古语里也没有别的词汇，只有音译。和大都不一样的，则是作为一座都城的上都是骤然出现的，因而在畏吾儿等西域人群里没有另外的命名，只好和蒙古语一样使用“上都”这个汉语词的音译。忽必烈称汗前以金莲川幕府所在地设开平府，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燕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因为滦河上游流经开平城南，上都又获得滦京、滦阳等称呼，多见于诗词，但可能仅限于汉语。然而今日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中，上都的写法是Xanadu（以及在形式和词义两个方面都略有变化的Zanadu），虽语源还是汉语的“上都”，读音却已大相径庭（由两个音节变成了三个音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源仍在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的老法文原版把上都音译拼写为Chandu，是基本忠实于“上都”本来读音的。随着这本奇书流传渐广，马可·波罗对东方世界历史与风物的描述成为文学想象的宝贵资源，上都这座海市蜃楼般的远方都城开始出现在重要的旅行文学作品中。

1797年英国著名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写出了英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名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收入他出版于1816年的一部诗集（Christabel, Kubla Khan, and the Pains of Sleep ）。在为这部诗集所写的序言中，柯勒律治描述了他创作此诗的过程。他说，1797年夏的某一天，正在阅读《珀切斯游记》的他，因治疗风湿病而服用鸦片酊之后沉沉睡去，在睡梦中进入了书中所记的忽必烈汗建于上都的花园，触景生情，吟诵出不少于二三百行的长诗，醒后追记时，因访客打扰，只记下五十四行，这就是后来广为传颂、甚至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巅峰之作的《忽必烈汗》。在这首诗中，柯勒律治把《珀切斯游记》的Xandu写为Xanadu，不知是出于一种误读还是有意的创制。由于柯勒律治在英国文学史上的盛名及此诗的广泛流行，Xanadu不仅成为上都的标准译名，而且还具备了桃花源一般的特殊意义。这一语义演化过程，多少类似于香巴拉（Shambhala）向香格里拉（Shangri-la）的发展。

而且，在英语文学传统中，Xanadu（有时候也写成Zanadu）比Shangri-la更有古典气息，因而在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中出现得更频繁。以Xanadu为题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非常之多，使用Xanadu意象的更是不胜枚举。比如，电影《公民凯恩》里，凯恩的宫殿式庄园就以Xanadu为名。再比如，著名旅行作家威廉·达尔瑞坡（William Dalrymple）出版于1989年的《在上都——一次追寻》（In Xanadu ：A Quest），记录二十二岁的他从地中海东岸出发重走马可·波罗之路，直至中国内蒙古的上都，在虚实两个层面借用了Xanadu的意象，可说是此书大获成功的因素之一。不只是大众文化，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决定把土卫六泰坦星（Titan）上的一个反射光较强的区域命名为上都区（Xanadu Regio），大概就是取其神秘难知的意思。
金莲花记事：
毛茛科植物，叶圆形似荷叶却小得多，花作喇叭形近似荷花也小得多正蓝旗旗政府以东二十公里处。在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兴建开平府之前，这里叫金莲川。金莲川是金世宗命名的。《金史·世宗纪》说金世宗于大定八年五月庚寅（1168年7月6日）下令“改旺国崖曰静宁山，曷里浒东川曰金莲川”。金代皇帝在这一带“清暑”，应该是继承辽代的传统。辽代的夏捺钵常在炭山一带，即《辽史》所谓“清暑炭山”“猎于炭山”“幸炭山清暑”等。炭山又名凉陉、陉头，在今河北沽源县境内，辽人称为王国崖，或写为旺国崖。可见沽源和正蓝旗之间的丘陵山地、河谷草原，正是辽金两代皇帝的驻夏捺钵所在。所以元初的王恽在《中堂事记》里说：“滦野盖金人驻夏金莲凉陉一带，辽人曰王国崖者是也。”

金莲川得名于盛开在河谷草原的金莲花。金莲花并不是莲花，而是一种毛茛科植物，叶圆形似荷叶却小得多，花作喇叭形近似荷花也小得多，花色以黄、橙为主，故得金莲花之名。这种草本植物喜凉耐寒，多生长在2℃－15℃的湿润环境。乾隆年间由金志章、黄可润先后修纂的《口北三厅志》有这么一段描述：“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这里说金莲花“七瓣环绕其心”，正是内蒙东部金莲花的特色，其他地方的金莲花花瓣较多，多至10－20片不等。金莲川一带的金莲花，花瓣较少，常见6－8片者。故《口北三厅志》概言而称七瓣。

元好问有诗云：“灿灿黄金华，罗生蒿艾丛。野人不知贵，幽香散秋风。”黄金华，就是金莲花。元好问写的是五台山的金莲花，论川野之平敞辽阔，那是远远不及金莲川的。元人周伯琦《扈从集》云：“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人。草多异花，五色。有名金莲者，绝似荷花，而黄，尤异。”金代的赵秉文有诗云：“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

如果闭上眼睛，把这些你不想看见的都代之以牛车和羊群，以及骑马长歌的牧人，是不是就等于看见了往昔呢？元代萨都剌有描写上都的诗句：“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
上都与大都诗文作者介绍：


胡助（1278－1355），字履信，号纯白老人，出发时间是四月二十六日（1352年6月8日），到达上都则是五月十九日（1352年7月1日），路上共走了二十四天。《元史·顺帝本纪》于同年八月条记：“是月，大驾还大都。”也没有记录顺帝离开上都以及返回大都的具体日期。据《扈从集》，顺帝于七月二十二日（1352年8月31日）“发上都”，“以八月十三日至京师”，也就是说，回到大都是1352年9月21日，路上共走了二十二天。

胡助（1278－1355），字履信，号纯白老人，婺州东阳（今浙江东阳市）人，曾两度任职翰林国史院编修。皇帝北巡上都时，他作为史官当然有责任也到上都，但他这样的官员要走驿路。胡助的文集《纯白斋类稿》里，收有多首描写驿路和上都风光的诗，其中有《怀来道中》，可见他走的不是辇路。文集里收有一篇《上京纪行诗序》，记胡助曾把五十首纪行诗编成集子，可惜现在这个集子未能如周伯琦《扈从集》一样留存，集中纪行诗只散见于《纯白斋类稿》。

据《上京纪行诗序》，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五月“清暑上京”，时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的胡助例当与其他翰林僚佐一起北行，但胡助因病拖到六月才和他昔日的学生、现在的同事吕仲实同行，“沿途马上览观山水之胜也，日以吟诗为事”，到了上都，“文翰闲暇，吟哦亦不废”。从上都南返大都时，胡助、吕仲实之外，又有两个翰林院同事加入（即胡助诗句所谓“去时两马行迟迟，回时四骑如飞驰”），途中“亦日有所赋”，积累了不少篇什。胡助说这些纪行诗“若睹夫巨丽，虽不能形容其万一，而羁旅之思，鞍马之劳，山川之胜，风土之异，亦略见焉”。

胡助所谓“睹夫巨丽”，是江南文士对塞北风物的观感。他在《龙门》里写道：“老病词臣逢伟观，吟鞭缓策不须挥。”伟观即巨丽，也就是他在《上都回》里所说的“秋光晴日殊可喜，向所未见今得窥”。对照周伯琦所说“行所未行，见所未见”，胡助和其他江南文士的诗文中都时有类似的惊诧和喜悦，尽管行旅的艰难困顿也实在难以掩藏。壮丽风景下的这种艰难困顿，毕竟远胜于在大都谋职时的穷困潦倒。胡助《京华杂兴诗二十首》的小序记他“待选吏部”之时，“贫不能归，尘衣垢面”，所以有“客况萧条处，春寒雪后天”“而我独何为？寒斋守岑寂”“孤灯耿残夜，危坐拂尘席”这样的诗句。比较之下，他去上都路上的诗明显较为亢奋和阳光。在北方的山川间，他惊喜于“平生所未到”，因而“历历纪瑰伟，一见胜百闻”。

其实，胡助写大都的诗也颇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比如他写大都的街道特别宽阔，是现在所谓多车道，即“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骏马豪车驰过，卷起尘土飞扬，再来一阵大风，就是别样的风景了：“长风一飘荡，尘波涨天飞。”漫天尘土之下，是贵胄高门的得志和威风：“驰骋贵游子，车尘如海深。”再比如他写大都冬季湖水结冰：“北风吹海子，彻底成坚冰。”到了春天，厚厚的湖冰日渐消残，胡助的诗句表现出他对这一景象的细致观察：“春阳一以转，冻解闻裂声。”冰面以下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炸裂声，让诗人预感到春天的消息，真是寂寞的写照。胡助还有一首诗写春天的大都城，除了宫花红影、野草绿痕，还有春雨制造的行路障碍：“春巷一宵雨，天街三尺泥。”这样的诗句，秒杀一切对古代帝都的浪漫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