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3 渔业

历史资料显示，新中国海洋捕捞业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50年，那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海洋捕捞船很少，技术水平也很低，全国总的捕捞量只有60万吨。但因为抗战和解放战争导致海洋捕捞几乎停滞，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于是在整个50年代中国的海洋捕捞总产量稳步增长，到1958年首次突破了200万吨，8年增长了3倍多。

第二阶段从“大跃进”开始，直到“文革”开始时为止。这段时间海洋渔业总产量首次出现起伏，以前产量巨大的经济鱼类种群（比如四大海产）数量开始下降，渔获中首次出现了幼鱼，以及大量经济价值较低的鱼种，比如鳀鱼。
第三阶段就是“文革”时期，这段时期海洋渔业生产几乎瘫痪，很多管理机构被撤销，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不鼓励渔民搞副业，使得海洋渔业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加大了对海洋渔业的资金投入，形成了以17个国营海洋渔业公司为主体的国营海洋捕捞生产基地，产量重新开始增长。

第四阶段开始于1980年，结束于20世纪末。这段时间对应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渔业是最先被放开的领域之一，其标志就是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这份红头文件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连锁反应，曾经垄断国内捕鱼行业的国营海洋渔业公司迅速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股份合作制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私营捕鱼业，生产力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得到了彻底的释放。据统计，1985～1999年全国水产品连续14年保持高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2.4%的高位，创造了世界渔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无古人的奇迹。中国渔业的总产值在大农业（即农林牧渔）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1.6%迅速增长到1999年的11.6%，20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中国水产品总产量从1990年开始跃居世界第一，并将这一位次一直保持到现在。其中海洋捕捞总产量自1995年开始首次突破了1200万吨，占到全球总捕捞量的五分之一。

第五阶段从上世纪末开始直到现在，这一阶段海洋渔业投资仍然不断加大，但总的捕捞量却停滞不前，2015年的海洋捕捞量（不含远洋）仅为1280万吨，相当于近20年没有明显的增长。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全球海洋捕捞总产量在1996年达到峰值，此后便处于稳中有降的状态，再也达不到1996年时的水平了。
以前的渔民之所以很穷，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利用海洋里的资源。当他们终于学会了这项技能后，种田农民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首先从海洋渔民开始，因为只有他们有能力在不和其他行业竞争资源的前提下率先致富。

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让渔民成为中国农民当中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但是，因为各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原因，这一轮改革开放并没有引入对过剩产能和低级生产能力的淘汰机制，也没有制定出促进产业升级、提高行业竞争力的良性机制，导致大批文化程度较低，又缺乏相应技能的农民工一股脑涌入海洋捕捞业，迅速将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破坏殆尽。于是，中国海洋渔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之后，于21世纪初期首次出现了停滞。
2000～2001年生效的中日、中韩渔业协定在一夜之间让中国渔民失去了10万平方公里的渔场，另有26万平方公里的渔场受到限制，相当于每年减少捕捞量12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亿元。2002年生效的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也导致了类似的结果，中国渔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好日子似乎已经到头了。
海洋渔民转产转业的“双转”政策实行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柴油补贴政策和取消渔业税政策，试图以此来帮助渔民脱贫，但现在的渔民已经分化为70%雇工和30%股东，柴油补贴和减税的好处大都被后者捞走了。股东们其实是相当有钱的一群人，根本用不着补贴。
导致上述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政府在制定相关渔业政策时既有产业目标又有环境目标，两者经常是矛盾的。比如，为了保护海洋环境，中国政府对渔船和马力实行“双控”，但这个政策压制了渔民对渔船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的动力，导致渔民没有能力去远洋作业，无法去公海和外国渔船竞争、从而降低近海渔场的压力。再比如，柴油补贴政策的本意是为了保障渔民生活，但这就导致很多渔民宁可亏本也要死守着自己的渔船不卖，否则就拿不到油补了。

所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上述两个目标统一起来，想办法让渔民一边保护环境一边赚到钱。也就是说，必须想办法大力发展海洋生态旅游，鼓励游客在大海中寻找乐趣。这方面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比如美国就拥有海洋游钓船200多万艘，经常从事娱乐性游钓的人数高达上千万，每年为美国创造500多亿美元的经济价值。日本更厉害，每3个日本人当中就有1个海钓爱好者，为游客提供海钓服务已经成为日本渔民的一个很重要的替代生计选择。
中国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主要原因就在于真正了解并喜欢海洋的人太少了，海钓行业的服务水平也不高，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就拿舟山群岛为例，这片海域本应成为发展海洋生态旅游的一个绝佳地点，但实际情况却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好，绝大部分游客只要能在海滩上玩玩沙子或者去海鲜大排档吃一顿就满足了。舟山旅游局把沿海的那些所谓“景点”全都圈起来卖高价，但像新道头村这种能提供真实出海打鱼体验的生态旅游项目却无人问津。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游客，因为舟山群岛附近的海域真的没鱼了，出海体验实在是好不到哪里去。

即使是陆上旅游服务往往也轮不到渔民去做，而是被内地来的农民工抢走了。
渔业、盐业、矿业的从业者都需要粮食才能生存，所以早早地养成了市场经济的交易习惯。
全中国的渔民性格都很彪悍。一个曾经在远洋船上工作过4年的人告诉我，大海上没有栏杆，也没有边界，更没有警察，渔民们会觉得自己去哪儿都行，想干什么都没人管，特别自由，再加上海上环境恶劣，他们经常要和老天爷做斗争，拼的就是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于是，出海几年之后，所有人都养成了彪悍刚烈的性格，这一点和草原牧民非常相似。
“我租了两个池塘，养螃蟹和蛏子。”个体养殖户夏志谋对我说，“海产养殖利润高，但风险也很大，好的年景我每个池塘每年能赚5万元，但差的时候连本钱都保不住。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刮台风，那就有可能颗粒无收了。”

我到的那天正好赶上收获季，夏志谋从外地雇来的几个中年妇女正在干涸的池塘里挖蛏子。她们两人一组，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遮阳斗笠，下身穿着防水皮裤，弓着腰站在齐膝深的淤泥里，用双手把蛏子一个一个从淤泥里挑出来。她们每人每天都要挖出180斤蛏子，然后就可以领到200元工资了。
刘生岳养的是南美白对虾，对水质和温度都有很高的要求。养殖场有10个水泥做的养虾池，每个池子占地2亩，上面有顶棚可以保温，同时兼防台风。从大海里抽上来的海水先用漂白粉消毒后再灌进养虾池，并通过电动搅拌机不断搅拌来增加海水的含氧量，仅这一项每年就要花掉2万元的电费。虾苗是从专门的育苗场买的，饵料也是买来的养虾专用饲料。这样的高投入换来的是高回报，每个池子每年可以生产出1.6万斤对虾，如果按照目前每斤对虾批发价25元计算，刘生岳每年可以收入400万元。养虾的利润率大概在50%左右，也就是说这10个养虾池每年可以净赚200万元，难怪刘生岳说话这么有底气。

夏志谋和刘生岳分别代表了中国水产养殖业的两个极端，虽然经营状况有好有坏，但正是这批人撑起了中国水产市场的半壁江山。根据最新版《中国渔业年鉴》提供的数据，2014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为6462万吨，其中养殖产量为4748万吨，占比73.5%。总产量当中，海水产品的产量为3296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51%。海水养殖产量为1813万吨，占海水产品总产量的55%。
全世界的情况也类似。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2014年全球渔业总产量为1.957亿吨，其中养殖总产量为1.011亿吨，占比52%。这是全球水产养殖量首次超过野生捕捞量，2014年因此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年。

上一个里程碑年出现在大约1万年前，那段时期人类首次成功驯化了野生动植物，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农业时代。在此之前，人类所需的所有东西，包括食物、衣服和生产工具等等全都是从大自然的手里抢来的。有了农业之后，人类可以自己生产所需的食物，不必事事都听老天爷的安排了。这个变化直接导致人口数量激增，人类社会首次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最终诞生了艺术和科学这两个现代人类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中国大力发展水产养殖行业绝不仅仅是为了喂饱中国人，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为了满足口舌之欲，或者从海鲜那里获得各种神奇的功效。鱼对于外国人来说也许只是蛋白质的来源，但对于中国人来说，鱼更多地代表了一种饮食文化。中国人在吃鱼，尤其是在吃海鲜的时候，脑袋里想的并不是补充蛋白质，而是为了满足味蕾的需求，属于一种纯精神的享受。

之所以有这种结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鱼类本质上属于野生动物，无论是捕捞的还是养殖的都是如此。我们在吃猪肉和鸡肉的时候是不会追求什么原汁原味的，只能在烹饪技术上做做文章，因为它们都太同质化了。相比之下，海鲜的种类极为丰富，味道千变万化，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体会到的是老祖宗们在打猎时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新鲜感，这种感觉在家禽家畜身上是体会不到的。
总之吧，中国人实在是太爱吃了。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的海鲜文化，那就必须把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考虑进来，否则是无法真正弄明白的。

当天晚上考察团在一家餐馆聚餐，双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澳大利亚这15个大学生当中居然有4个人需要在饮食上享受特殊照顾，其中两个人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一个人花生过敏，另一个人乳糖不耐受；还有一人曾经因为学了海洋专业而拒绝吃鱼两年，直到最近才终于解禁。反观中国，15个大学生当中没有一个人有饮食禁忌，餐厅有什么大家就吃什么。
养殖基地里这种露天开放式混养的饲料转化率常常会低于1，也就是说喂9斤饲料居然会长出10斤肉，原因就在于鱼类的排泄物会促进藻类的生长繁殖，相当于大自然自己生产出了一部分饲料。

金显仕告诉我，中国科学家已经把这个立体养殖的思路用在了海洋牧场上，在獐子岛和石岛等地方开始了所谓“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Integrated Multitrophic Aquaculture，简称IMTA）。简单来说，这个方法就是让一种生物的排泄物成为另一种生物的食物。比如在海水的上层养海藻，中间层用网箱养鲍鱼，吃海藻，海底再养海参，专吃鲍鱼的排泄物。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可以大大减少因养殖而导致的海水污染，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保护了环境。著名的科普期刊《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曾经在2015年第四期上对这个养殖方法做了详细报道，中国科学家在水产养殖领域再一次走在了世界前列。

“我们要在中国沿海开展资源养护型海洋捕捞业，以及环境友好型海水养殖业，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金显仕总结道。
鱼的繁殖速度比陆地大型野生动物快得多，只要保护得法，很多濒危种群理论上可以很快得到恢复。来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华盛顿大学和美国环保基金会的科学家们在2016年3月28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指出如果保护得法的话，全球77%的渔场可以在10年内恢复到健康水平，全球鱼类总量有机会在2050年翻一番。

科学家们提出的管理建议并不复杂，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基于配额制度的总量控制，即先由科学家计算出一个捕捞上限，再把这个上限按照合理的方式分配给渔民或者渔业公司，保证后者享有合法的捕鱼权，这样渔民们就会主动地保护海鱼了。这就好像毛里求斯的那个租船公司，当他们拥有那片潟湖的捕鱼权时，便会自发地保护湖里的鱼，那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肯定会倍加珍惜。
这篇论文还以美国为例，说明政策改革是可以很快见效的。美国从2000年开始实施基于配额制度的总量控制政策，当年处于过度捕捞状态的渔场有92个，到2015年时这个数字降到了29个。凡是纳入新政管理的鱼种种群数量平均增加了4倍，比如墨西哥湾红鲷鱼（Red Snapper）的渔场面积在过去的10年里增加了3倍，捕捞限额增加了2倍，渔民收入增加了70%，实现了双赢。

据说中国很快就将修改渔业政策，正式引入这种已经被国际上认可的捕捞配额制度。这个改革已经说了很多年，但各个相关部门多次以条件不成熟为理由推迟了改革时间表。没错，中国有很多地方条件并不成熟，但中国沿海的鱼是没有时间等的，再这样拖下去，恐怕改革也来不及了。
另外，仅仅从捕捞业入手也是不够的。NOAA首席科学家简·卢布琴科（Jane Lubchenco）教授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关于渔业的演讲中指出，必须扩大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简称MPA）的面积，加强保护区的保护力度，为洄游鱼类提供一个可靠的避难所。一个好消息是，这项建议已经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广泛支持，目前海洋保护区占全球海洋总面积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的几乎为零增加到了2015年的14%，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种种迹象显示，事情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海洋的未来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