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治初期的参与和抗争-自由民权

城市的学会亦推动各种活动及自由民权教育，它们的成员基本上是新闻从业者及教育人士，背景大多是昔日武士。因为在明治维新后，不少武士聚居城市，成为都会知识分子的来源。有些著名学会日后演化为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大学及大隈重信（1838—1922）的早稻田大学。
与都会学会类似的是农村中各种文化及政治组织，事实上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它们的数目是最多的，在整个运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们的成员出身与“产业结社”的成员不同，参与者大部分是昔日武士。他们政治性较强，喜欢谈论政治思想，当然亦阅读有关经济及农业的文献。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他们通常都会采取行动，最常见的是向明治政府提出请愿书，要求制定宪法，召开国会。
最首要而又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便是天皇的地位。
在明治日本，西方古典意义上的“共和”几乎不存在，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因为受到法国模式影响，接受人权宣言及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才会主张真正的“共和”。大部分日本人仍然希望天皇能维持其主权形象，继续扮演政治体制的核心角色。然而当时对天皇问题的讨论，并不会像日后成为一个禁区，不能碰触。当时有些地方组织甚至公开谈论大力限制天皇权力。
第二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是人民应享有的权利的范围。民间私下草拟的宪法一般都主张民选议会有财政权，同时亦可以有与外国缔约、起草法案及监督行政部门等某种程度的特权。
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看，自由民权运动在1881年10月达到其史上最高潮，这点并非偶然，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天皇之所以于是年10月宣布制定宪法，并预期在1890年公布，主要是因为明治领导人深切体会到自由民权运动所引起的危机。1879年，山县有朋便曾写信给伊藤博文：“我们多等一天，民权者所散发的毒素便会进一步传播到各地方，更会深入年轻人的内心，最后产生无休止的大害。”两年后，即在1881年，伊藤极为亲近的书记官井上毅亦有同样想法，他希望政府能尽快完成一部保守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宪法。
自由民权运动请愿及到处宣传演讲的活动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的创举，它对制定宪法的决定有两方面的影响，虽然今天看来有点儿讽刺。首先是自由民权运动加速政府订立具有压迫性的审查法规。
其次是自由民权运动强化政府内统治者倾向保守的决心，一意以1850年颁布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来制定明治宪法，该宪法一方面增加君主及其阁员的权力，另一方面则限制人民的权利。明治统治阶层看法一向是要限制民权，并尽量不许民众参与政治。
当时政府为应付民权运动，立法收紧言论尺度，并在所有政治性集会中派出警察监视。若演讲者的讲话内容过分反政府，越过尺度范围，第一次会受到警察警告，再犯，其讲演便会遭警察强行中止。对群众而言，他们之所以参加集会，部分原因便是希望能观看这个冲突场面，甚至有人想参与进来。
自由民权运动家和叛乱的武士的共同点在于，都比政府更有侵略野心。1873年因为征韩论导致政府内部分裂，板垣退助及西乡隆盛均辞去政府官职，板垣发动自由民权运动，而西乡则最后领兵作乱。
有趣的是，昔日武士参与反抗的程度与其支持明治维新的程度成正比，亦即武士最积极参与武装反抗或自由民权运动的地区，也是最支持明治维新的地区。这种情况以九州岛及土佐地区最突出。这些地区的武士以为帮助明治政府夺权成功，他们应可以在新政权中有一席之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感到失落，甚至觉得被排斥于权力圈外，因此态度转向激烈，要用行动表示不满。农民反抗的地区则多集中在农产品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方，特别是产丝地区，因为丝价最容易受到国内及国际市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