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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仁都认为，美国在准备发起旨在颠覆阿本斯政附的车事行动时选择卡斯蒂略·阿马斯作为领头人是一个愚蠢透顶的选择。这一选择直接导致了那次政变产生的影响与美国人的预想南辕北辙，得手的喜悦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作用也很有限。政变在整个拉丁美洲范围内激化了反美情绪，壮大了信奉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典范的政党的力量。它的直接后果是使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更加激进，进而投向了共产主义。菲德尔·卡斯特罗从危地马拉发生的事情上得出了许多显而易见的结论。我们也不能忘记古巴革命的二号人物切·格瓦拉在自由军开始入侵时正身处危地马拉，但他当时正在挨家挨户地推销百科全书，以此来养活自己。他正是在那里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一秘鲁人希尔达·加蒂亚。在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入侵行动开始后，切·格瓦拉甚至想加入民兵组织，但阿本斯始终没能成功地把民兵组织起来，于是他不得不逃往阿根廷大使馆避难，免受那段时期在整个国家弥漫开来的反共情绪的危害。但很可能就是在那里，他得出了对古巴的结论：要以一场真正的革命彻底摧毁军方。毫无疑问，这就解释了为何埃内斯托·格瓦拉后来会在圣卡洛斯卡巴纳城堡主持大规模枪决军人的行动。以下观点也是从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事情中衍生出来的：古巴革命想要成功、想要抵挡住压力、封锁和美国人可能发起的武力入侵，就必须倒向苏联和共产主义。如果美国接受了阿雷瓦洛和阿本斯试图在危地马拉推行的现代化、民主化改革，古巴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攻击蒙卡达兵营时，菲德尔·卡斯特罗还表示自己希望给古巴社会带来的是民主化和现代化，他的思想当时离强权和集体主义相去甚远，可是如今在古巴实行统治的成了不合潮流的政权，一个很好的例证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那篇题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演讲，那是他因为发动了对蒙卡达兵营的袭击而上庭接受审判时宣读的。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得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给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带来的影响同样巨大，尤其是危地马拉。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干涉使得这片大陆的民主化进程放缓了脚步，耽搁了数十年，还导致成千上万人牺牲，因为它促使武装革命和社会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发展起来，至少三代年轻人为了那个梦想兵戎相向。比起哈科沃·阿本斯，后来者们无疑更加激进，也更加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