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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适应的东西那么多，最需要适应的就是这种迷惘与挫折：与陌生环境的格格不入，看似兴奋的表面下深深潜藏的被动和不开心，以及对自己决定的怀疑。
“只要注意语句措辞，第一要感人，让人同情A的遭遇，同情他痛苦的父母。第二是用词要既模糊又准确。明白吗？既不下定论，又不能出错，每句话都有出处，态度却实际上很明确。”
“盖伊·特立斯在《王国与权力》的开篇就写道：“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与此同时，在追逐各种腐败报道的同时，各个报社内部高层的腐败也在隐蔽而公开地发生，隐蔽是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细节，公开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在发生。
他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同时追求好的生活与好的理想。但是好的生活与好的理想相冲突的时候呢？
夏玥在那一刻感到方晨有一种天然而不自知的成熟：这种成熟有时让她愉快有时让她不安。
就在这一刻，夏玥知道他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但他一句话也不说，静待她处置。这让夏玥在感动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点愤懑：在他们之间她总是必须承担起责任。
“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年人罢了，但或许是在众人的簇拥下，表情显得矜持又有权威。即使笑的时候也让人揣测不安，并不能顺利而自然地跟着笑起来，要停顿一下。他从不说一句肯定的话，对一件事的态度总在变化着，捉摸不定。所以每次他讲完什么，大家都要等一等，也不好轻易发表看法。”
他一心想要跟父母完全不同的婚姻，想找一位头脑清晰坚定、并肩前行的女人。他希望对父亲进行一种沉默但又彻底的反抗。然而就像世界上很多事情一样，反抗的结局甚至也是不确定的，虚无的。
其次，他从小本来就习惯了不去思考妈妈的感受。如果他过分与妈妈共情，就会痛苦万分，于是对妈妈的忽视和麻木几乎是他的一种生存法则，并且轻而易举地延续到了现在。
父亲近乎失魂落魄地站在厨房门口听着，对这种情形毫无应对的办法。他习惯的是一切都按照他的想法和诉求运行，偶尔需要他低一次头，那么事情就会更加按照他的想法加速运行。现在这一切完全失效了。他脸色发白。
这么多年，或许自己做得最明智的事情就是放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蒋晓玲却没有任何幸存者的欣慰。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没有乐观的人。
方晨去上洗手间的时候，桌上只剩他们两个人时，叶宁才露出他狡猾的一面，社会属性之外的男性气息散发出来，像从树林中缓步走出来的动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性从他们的生活里悄无声息地退场了，渐渐微弱到不可见的程度。原来那种自然而然的激情，随着时间退却了，变成了一种麻烦。有时候像是一种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有时好像是一种证明。有时候是敷衍、应付。但现在却成为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性来填满此刻所有的空虚与失败。”
“方晨感觉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获得任何进展，或者进入任何自己想要的结果，渐渐他已经习惯了放弃。”
“但是，到底有没有人能在20出头就明白幸福生活的真谛呢？现在想来，这成为那场婚礼的观众内心最为紧迫的疑惑。也或者有人就是天生的幸运儿，他们唯一的困难就是如何抵御幸福的单调。”
第一次提到离婚的时候是两个人结婚一年多，当然是一时冲突之后的发泄。结婚前两年这个词语出现的次数较多，就好像一切都可以随时被纠正。而结婚几年之后，“离婚”这个词语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这个词变得那么真实，以至于没有人再敢轻易提到它，仿佛它一旦被提出，就会自动实现，自我印证。这个词渐渐隐匿到了更深的地方，钻进了他们灵魂的深处。
“我们这代人怎么了？一半儿的人成功了发财了，一半儿的人忽然都在晃荡。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辞职了。那个谁，一直跟你拍照片的那个摄影记者，他回家去开了个民宿，听说生意还挺不错的。”
“要不就融于某个系统，要不就飘荡无依。我们没有别的路了。”
“别说这些了。没意思。不要凄凄切切，不要顾影自怜。我们应该对生活有新的、具体的兴趣！你最近读书没？”林戈严厉地问他。”
“是什么引导他们至此呢？在真实生活里，一切都那么不确定，那么偶然。眨眼间，他们都是中年人了。但中年，比她想象的竟然好很多。她花了这么多时间，完成了从追寻桃花源到走向旷野的过程。”
“她转身问夏玥，“你呢？”
夏玥脑海中一片空白，未来在此时变成了一种无法想象的东西。她看着远处的周为恺，他的身影渐渐隐没在一堆人中，看不见了。她看向外面，视线穿过温暖的灯光，穿过透明的玻璃窗，看向遥远的、清澈的，又不知所在的地方。与此同时，她看到的是映在玻璃窗上自己的身影，一盏灯正好在她头顶上，将她年轻、无知、单薄的身影显现出来：她忽然感觉自己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而在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