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近代化的原因和伊斯兰、俄罗斯文化的崛起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各文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基督教文明解除了蒙古帝国的威助，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都抓起了族群独立潮流，并将本土文明与蒙古帝国带来的新因素相结合，创造出更具活力、更为辉煜的新文明，且皆努力填补蒙古帝国留下的权力空缺。亚欧国际秩序从而呈现多种文明复兴、扩张与竞争的历史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主导了七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塑造了近代世界的基本格局，从而开启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相应的，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应为蒙古帝国组成部分之一元朝的灭亡，即1368年。以往将西欧“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视作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观点，显然是一种从结果倒推原因、以成败论英雄的“事后诸葛亮”，而未考虑正是14世纪以后三种文明的相互博弈，才造成了西欧的异军突起，是亚欧大陆各文明的合力，而非基督教文明的独力，形塑了世界近代史。
    蒙古帝国解体后，西欧在蒙古帝国西进中带来的中国科学技术的促动下，在其对于海洋空间天然兴趣的催动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14一17世纪，掀起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单向全球化进程，成为近代世界的历史推动者与主宰者。俄罗斯起源于东欧平原上的罗斯民族建立的长期分裂的诸公国，软察汗国（金帐汗国）的军事征服，不仅首次结束了罗斯诸公国分立的局面，而且给当地政治带来了威权制度。14世纪，莫斯科公国在继承蒙古广阔疆域视野与政治威权制度的同时，逐渐挑战金帐汗国的统治，在广阔而平坦的俄罗斯平原上，通过扩张、兼并，
个小公国迅速崛起，将势力在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开来，形成了崭新的俄罗斯文明。参照“大航海时代”概念，可将俄罗斯这一时期的历史称为“俄罗斯崛起”。蒙古帝国解体后，伊斯兰文明同样将伊斯兰教“圣战”意识与游牧族群骑战风气相结合，奥斯曼帝国、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在欧亚非积极扩张，不仅攻占了基督教文明在东方的象征一君士坦丁堡，而且向东进入中亚、东南亚，形成了当今伊斯兰文明的势力版图，可称之为“伊斯兰扩张”。
    与之相似，长城以内汉人所建立之新中华政权一明朝，虽标榜“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在政权脉络上，自觉继承华夏传统，也即所标榜与践行的“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以宋朝之典”。但在边疆立场上，却具有收复元朝旧疆的历史意味。“今我国家之兴，土宇之广，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这主要表现在对于东北、南方与西藏控制的加强。不仅如此，蒙元帝国从阿拉伯地区获得的世界地图，尤其是海路地图，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驱动了明代官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体制向东南亚、南亚海洋世界的空前伸展，其与民间以“下南洋”为名目，在宋元基础上与东南亚海外贸易的空前展开，是明代中国重建“中华亚洲秩序”的历史新内容。
另外，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和社会整合一体、向外扩张不同，明朝在对外取向上呈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历史态势。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的经济趋势下，在南宋以后远洋贸易历史传统下，明代中国民间社会一直具有自发地、积极地固定控制南洋甚至远洋航行的内在驱动力。但与这一
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大力支持民间类似行为的做法不同，明朝国家在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对于西北陆疆开拓与东南海疆经略皆缺乏兴趣，相应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皆不积极支持，甚至采取禁止的政治立场。其封闭观念显著地体现于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并在东部沿海大规模构建长城防御体系。伴随于此的，不仅是军事主动权丧失而导致的边疆防线不断内缩，还包括长城修筑吸纳了国家近一半的财政与主要的政治关注，在军事、财政、政治等层面，对明代中国历史进程形成了整体性影响。明朝由此不仅再次丧失了对内亚东部地区的控制，而且被来自这一地区的农民军、女真人摧毁了政权，从而呈现了与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中西社会历史的分水岭，是世界近代史的重要推力。若与“大航海时代”“俄罗斯崛起”“伊斯兰扩张”相对比，可将明代中国的历史称为“明长城时代”。
西欧之所以能够从一盘散沙、经济落后、宗教压制的落后者，一跃成为领先者，学界普遍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大关键。
    近代初期的欧洲，仍然延续着中世纪一盘散沙的局面。当时在形式上统一欧洲的，不是世俗政权，而是强大的罗马教会。罗马教会利用宗教信仰，控制着整个欧洲人民的思想，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世俗政权，国王们登基，都要接受教皇的认可，举行加冕仪式，才有合法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国王们开始不甘居人之下，竭力凭借经济力量，挑战教会的权威，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获胜。为实现这一点，西欧的君主们，努力宣扬居住在同一地区、具有同样语言、拥有共同历史传统、信奉一样宗教的群体，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民族”，不同民族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拥有不同的利益，应该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单一民族国家。最初是英国，其后是法国，最后是西欧乃至欧洲其他各国，沿着这一历史道路积极整合本国民众的力量，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动科技革命，武装军事力量，开展与罗马教皇、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从而推动本国势力扩张至西欧其他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从而在全球范围实现了空前扩张，建立起欧洲长期主宰的现代国际秩序。
    与之相比，近代时期，其他文明虽然也向外积极开拓、扩张，在全球化潮流之中，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却并未实现文明质的飞跃，在欧洲文明兵临城下之时，文明呈现艰难嬗变、改造乃至土崩瓦解的历史趋势，除个别文明，比如具有建立民族国家良好历史基础的日本之外，直到进人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才逐渐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之所以如此，与这些文明长期的“王朝国家”历史遗产密切相关。
欧洲的陆地面积较小，只有亚洲的四分之一。但东欧地处内陆，降雨较少，气候干燥，交通也不如西欧便利，因此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不如西欧。西欧地形以丘陵、半岛、岛屿为主，复杂的地形将周边海洋分割为众多的海湾，其中以地中海规模最大。由于地形破碎的缘故，不易形成统一局面，虽然曾经短暂地建立起来统一的、疆域庞大的罗马帝国，呈现出“王朝国家”的制度形态，但却很快就分崩离析，分化为异民族统治的众多小国，长期延续了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可见，相对而言，西欧是“王朝国家”实行时间最短、最不典型的区域。西欧之所以能率先建立起民族国家，并借此实现民族整合与社会动员，极大地推动世界近代历史的进程，根源便在于此。但即使凭借民族国家实现崛起的西欧国家，也在兴盛时期竭力通过全球扩张，建立疆域辽阔的“王朝国家”，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无疑是英国所谓的“日不落帝国”，从而形成以宗主国的现代民族国家为核心、以殖民地国家为附属的“复合国家”。虽然近代欧洲国家建立起来的“王朝国家”同样呈现出内外分层的“差序疆域”，但在强烈的扩张心理推动下，在近代军事技术与交通条件支持下，对于遥远的殖民地国家，控制得颇为牢固。但“二战”以后，伴随西欧国家实力的下降与殖民地独立意识的觉醒，近代欧洲“王朝国家”最终瓦解，西欧国家再次回归到较为纯粹的现代民族国家。
阿拉伯文明产生于生存环境更为恶劣的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有广袤无垠的沙漠，伊斯兰教圣地麦加、麦地那位于今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语义便是“幸福的沙漠”。在这贫瘠得令人绝望的地方，信仰成为人们忘怀痛苦、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宗教于是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温床，一神论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皆发源于此，二者甚至分享着不少共同的价值取向。由于农业经济同样先天不足，阿拉伯文明为拓展生存空间、获取生存资源，通过开展商业贸易，从海外获取经济财富；另外，同样主张一神论的伊斯兰教，起源于好战的贝都因部落，先知穆罕默德是一位具有顽强意志的军事家，伊斯兰教是在与其他宗教徒不断的战争中形成、发展、壮大起来的，《古兰经》许多教义也是在战争中形成与写作的。按照先知的说法，任何接受边界划分的做法都是违背教义的，都要被驱逐出教，哈里发要一直保持“圣战”状态，通过“圣战”方式，将圣教传播于全世界，在大比丘获得最终的胜利，成为穆罕默德期待的胜利王国，否则便是有罪的。因此，
自公元6世纪以后，阿拉伯国家便不断向四面扩张。在历史上，曾经兴起过众多的阿拉伯帝国，“王朝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阿拉伯文明的“王朝国家”，呈现出宗教色彩十分明显的历史特征，所统辖部分以伊斯兰信徒的身份，而非不同民族的身份，共同组成庞大的帝国。这一方面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却产生了两种负面后果：一是围绕政治利益的争夺与宗教经典的解读，形成了不同教派的长期分裂与相互竞争；二是宗教在政权中拥有过重的分量，影响了政权的世俗化、制度化建设，导致关系王朝稳定的最为核心与根本的问题一继承人选拔制度一直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两种负面后果共同促使阿拉伯文明的“王朝国家”，长期性、结构性地处于不断分裂与内战的混乱局面之中，影响了“王朝国家”的内部建设与对外开拓。但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对于阿拉伯帝国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事物。近代时期，阿拉伯文明在欧洲文明东进之路上首当其冲，由于这一地缘特征以及二者历史上长期的宗教战争，长期雄踞亚欧的奥斯曼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重点进击的对象，历经磨难，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基督教国家按照民族国家的原则，分化瓦解为多个小型的民族国家。
    俄罗斯是近代几大文明体系中，核心地带唯一处于内陆亚洲者，由于气候寒冷、降雨量少，以草原、森林为主要地貌的俄罗斯文明，虽然以农业为主，但生产率却得不到保障。罗马帝国瓦解之后，斯拉夫民族开始进入俄罗斯草原，将原始的部落形态带到了这里，该区域从而长期呈现众多的罗斯小公国割据并存的地缘格局。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历史局面。蒙古人的军事征服，不仅首次结束了罗斯诸公国分立的局面，而且给当地政治带来了威权制度。可见，俄罗斯草原上的“王朝国家”形态，最初完全是移植而来，而且出现很晚。14世纪，伴随金帐汗国的逐渐衰落，莫斯科公国在继承蒙古广阔疆域视野与政治威权制度的同时，在广阔而平坦的俄罗斯平原上，通过扩张、兼并，从一个小公国迅速崛起，不仅最终取代了金帐汗国的统治，而且将势力在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开来，形成了崭新的俄罗斯文明，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俄罗斯进一步向周边地区扩张，以掠夺资源，打通与外界经济交往的地理通道，形成了近代世界最为广阔的陆地边疆。从各角度而言，俄罗斯都成为游牧族群在近代世界的继承者，并在民族国家的制度内涵中，复活了“王朝国家”的部分因素。苏联的建立与长期强盛，达到了其历史的巅峰。但如同历史上的游牧政权一样，俄罗斯文明的快速扩张，使内部的整合与消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内在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是苏联的最终瓦解，俄罗斯从而再次回到单纯的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