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正當化

當軸心國侵略者在一九三〇年代開始打造帝國，在亞洲、非洲與歐洲攫取領土時，他們還沒有想到要用如此絕對化的觀點來定義總體戰。軸心國侵路者的野心是區域性的，而他們用來合理化征服的理由是，當今世界權力結構未能公平地讓軸心國分得應有的資源，特別是未能讓軸心國取得適當的領土。軸心國眼中的正義，源自於一項先驗性的假設，也就是全世界的民族都可以被分成兩類，一類適合建立帝國，因為這些民族具有種族與文化上的優越性，另一類只適合被殖民，近代歐洲攒張的歷史可以充分證明這點。軸心國認為，一九三〇年代的全球秩序並不正當，因為它限制了前述主張；從一九三一年的滿洲到一九三九年的波蘭，一連串的帝國征服戰爭都是要試圖打破這種不義，使優秀的民族能夠建立帝國，更公平地取得世界的自然資源。一九四〇年九月，軸心國簽訂《三國同盟條約》，讓軸心國成員能各自在歐洲、地中海與東亞建立新帝國秩序。軸心國宣稱，唯有當世界上每個民族（亦即每個「先進」民族）「取得其應得的空間」時，才有可能獲致永久和平。這也符合軸心國長期以來的看法，即認為新秩序必須建立在更堅實且更公正的國際基礎之上。一名日本官員就曾經抱怨，憑什麼英國統治印度在道德上毫無問題，日本統治中國在道德上就不可接受？
軸心國深知自己的侵略擴張政策不可能得到廣大國際趾社群的支持，因此其建立區域性帝國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猶豫不決與走一步算一步的狀況。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此時西方盟軍已經形成一種觀點，認為軸心國的區域性侵略是其征服世界計畫的一環。這一軸心國試圖征服全球的陰謀形象，深植同盟國的認知之中，成為戰後審判主要戰犯的基礎：戰後審判中，密謀發動侵略戰爭就成了這些戰犯的主要罪名。同盟國宣稱軸心國（特別是希特勒的德國）試圖「支配世界」，儘管這種說法從未有過清楚的定義，但同盟國卻以此為修辭工具，將侵略國帶來的威脅極大化。但無論同盟國如何定義，軸心國實際上並不存在一整套征服世界的陰謀計畫。事實上，軸心國對於世界局勢的看法與此完全相反。當軸心國建立區域性帝國的野心，終於在一九三七年的亞太與一九三九年的歐洲遭受挑戰時，軸心國便把這場戰爭的理由調整成「出於自衛」性質的總體戰，是為了對抗那些已經享有豐碩帝國成果、土地與資源的國家，對抗這些國家所展露的無情敵意與赤裸裸的自私自利。
德國把自己侵略波蘭所引發的英法對德宣戰，理解成是英法再次「圍堵」德國的嘗試，是為了壓制德國實現合法主張，亦即建立一個能與英法平起平坐的帝國。一名德國年輕人回憶說，一九三九年九月的德國人普遍認為，「我們遭到攻擊，我們必須保衛自己」，懷有陰謀的是西方國家，不是德國。捍衛德國核心成為德國人民首要的道德義務，德國不義的侵略戰爭因此搖身一愛成為維護民族存續的正義之戰。
這種道德翻轉出現在每一個軸心國國家。軸心國認為，真正心懷不軌的是同盟國，同盟國不僅限制軸心國正當的領土主張，甚至要將軸心國帝國核心的民族徹底消滅。墨索里尼一再強調，義大利被「金權國家」囚禁在地中海，這些國家彼此共謀不讓義大利有權取得文明國家應有的「生存空間 」（lo spazio vitale），使義大利無法建立新文明。於是為了建立帝國，就只能將戰爭正當化。
西方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把日本視為盟友，與日本合作將「不平等條約」加諸在中國身上，但到了一九三〇年代，西方國家卻對日本存有強烈偏見，反對日本的亞洲野心，這使得日本對西方產生強烈的憎恨情緒。中日戰爭爆發後西方對中國的支持，使日本深信這是西方阻止日本占領滿洲後又一次陰謀否定日本建立帝國的正當主張。日本的軍事、政治與知識菁英普遍認為，所謂的「白禍」已威脅到日本「國體」的存續，使日本無法實現將所有亞洲民族置於日本帝國保護之下的神聖使命。政治人物永井柳太郎寫道，日本的道德義務就是「推翻白人對全世界的專制統治」。雖然日本有著堅強的軍事與經濟理由來做出攻擊美國與大英帝國的決定，但這項決定背後其實還有一項更根本的動機，那就是目本首相東條英機所說的，要維護日本傳承已久的天皇國家，反抗西方建立「小日本」與終結日本延續兩千六百年光榮帝國傳統的企圖。珍珠港事件當天，日本政府公布《情報奧宣傳政策網要），認定這場戰爭是西方「征服世界的自私欲望」所引發。與德國一樣，日本民眾對總體戰的倫理責任也同樣奠基在對現實的翻轉上：日本對中國與太平洋地區的侵略就此被翻轉成反抗白人國家團堵的自衛戰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詩人高村光太郎對於日本與西方的衝突成因進行歸納…
我們重視正義與生命，
他們只看重利益，
我們捍衛正義，
他們為了利益而攻擊，
他們趾高氣揚目中無人，
我們要讓大東亞成為一家。
一年後，《日本時報》提醒讀者，這場自衛戰爭「完全基於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