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粮舵》序章：生命中的快与慢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毛泽东《 沁园春 · 长沙》
毛泽东年轻时写的这首词 ，透过青年人的眼睛 ，向我们展示着世界的勃勃生机。一只鹰 ，一条鱼 ，任何一个生 命 ，都在天地之间竞逐自由。可是 ，究竟什么才是它们所竞逐的自由呢？
其实 ，雄鹰和游鱼这样的 “万类 ”能够付诸行动的竞逐目标 ，一定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生命的一切奋斗 ， 用哲学家们文绉绉的话来说 ，为的不过是 “ 自我持存 ”； 用大白话通俗地讲 ，也就是 “让自己持续地活着 ”。可是 ， 要怎样做才能达成这个目标呢？
也简单，不外乎是活着（ 即延续自己的生命）和生娃 （ 即繁殖后代）这两件事儿互相配合好。不生娃光自己活着不行，那样就没有可能持续；但是要活着才能生娃，死了 就没有机会。活着和生娃之间的配合，其实是大有玄机的。 那么，这两件事要怎样才能配合好呢？
让我们从生命的智慧中学习 ，看看它们是怎么做的。  1954 年 ，英 国鸟类学家戴维 · 拉克（ David Lack ， 1910—1973 ）注意到 ，鸟类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倾向：
某些鸟类生育较少 ，但是给予幼鸟较多的照顾 ；而某些鸟类生育较多 ，但是给予幼鸟较少的照顾。1967 年 ，美国生物地理学家罗伯特 · 麦克阿瑟（ Robert MacArthur ， 1930—1972 ） 和爱 德华 · 威尔逊（ Edward Wilson ， 1929—2021 ）推进了戴维 · 拉克的研究 ，总结出了相反的两种资源分配倾向。1970年 ，美国生物学家埃里克 ·皮安卡（ Eric Pianka ，1939—2022 ）指出这两种倾向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 ，最终形成了所谓 “ 生命史策略 ”理论的基本框架。
那么 ，这个理论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们把它归纳如下：
生命必须在个体成长和繁衍后代之间权衡 ，这种权衡就是生命史策略 ，它是一个以 “慢策略 ”和 “快策略 ” 为两端的连续谱系 ，“慢策略 ”倾向于致力个体成长 ，而 “快策略 ”倾向于快速繁衍后代。如果生存环境（ 影响生存机会的种种因素 ，比如食物获取） 的确定性很高 ，那么生命就更倾向于 “慢策略 ”，致力成长 ，专心提高个体竞争力 ，以个体竞争力赢取更好的持存机会。而如果生存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很高 ，那么生命就更倾向于 “ 快策略 ”， 努力繁衍 ，尽快提高群体数量 ，以群体数量赢得更好的持存机会。
下面我们就用大白话来翻译一下这一套生命史理论。
要把 “持存 ”的大业搞好 ，难 ，也不难 ，它不外乎在两件事情之间权衡 ，到底要在哪件事上更用力、用心。一曰 “个体成长 ”，用老祖宗的话来讲 ，就是光宗耀祖 ，烈火烹油 ，鲜花着锦 ；一曰 “繁衍后代 ”，用老祖宗的话来 讲 ，就是开枝散叶 ，多子多福 ，平淡是真。雄鹰和游鱼一定听不懂这两句话 ，但是托本能的福 ，它们都会实实在在地做这些事。
我们人类作为 “万类 ”之一 ，不管是托本能的福 ，还是受父母之教 ，这两句行动指南也都实实在在地渗透到了我们的行动当中。
在所谓光宗耀祖这件事情上 ，想象你是一个养成游戏中的主人公 ，要积蓄资源成就自我 ，才会有更好的生活， 也才有君子或者淑女会看上你 ，生好养好。光宗耀祖这件事情 ，做好了你能金玉满堂、魅力四射 ，孩子能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但是顾此会失彼 ，大概率就来不及多多生养 孩子了 ；极端情况下 ，甚至是来不及生养了。
在所谓开枝散叶这件事情上 ，你不玩什么养成游戏， 直奔主题 ，嫁不了君子可以嫁匹夫 ，娶不成淑女可以娶村姑 ，早生多生 ，平平淡淡才是真。开枝散叶这件事儿， 做好了你可以先行一步、子孙满堂。不过一心难两用 ，大概率自己和孩子们都积攒不到太多资源 ，一生操劳 ，辛苦不易 ；极端情况下 ，一家人甚至会就此消逝在茫茫天地间。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世间没有无风险的选择。要想把 “持存 ”这件事情做好 ，是光宗耀祖更重要 ，还是开枝散叶更重要？重要多少？这是一件很费思量的事情 ，一着不慎可能就满盘皆输。那么 ，究竟应该怎样在光宗耀祖和开枝散叶之间做权衡呢？
生命史理论告诉我们 ，这两件事情并没有哪个天然更重要 ，哪个天然更不重要。一切权衡 ，最终都要根据生存环境的性质来做抉择。“虾有虾道 ，蟹有蟹路 ”，地球上的万千生命 ，各有其生存之道。这万千种生存道路 ，也就是万千种抉择。
我们把光宗耀祖、致力于个体成长的倾向 ，称为 “慢策略 ”；把开枝散叶、致力于早生快生的倾向 ，称为 “快策略”。真实世界中的万千抉择 ，就在慢和快的两个极端之 间构成一个连续的策略谱系。
我们人类作为万物之灵 ，也同样要面对这种权衡。 古人类出现在地球上 ，已经有数百万年了 ；现代智人出现在地球上 ，也已经有数十万年时光。和其他生命一样 ， 人类也走过了漫长的进化之路。从生物层面上说 ，人类是典型到不能再典型地倾向于 “慢策略 ”。母亲每一胎通常只养育一个孩子 ，幼童需要父母长达十多年的抚养和教育。相比于其他生物 ，人类的寿命也是比较长的 ，体形虽然不突出 ，但是在生物世界里 ，也不算是 “小个子 ” 的那一类 ；并且 ，作为生物链顶端的物种 ，人类在万千生命中的竞争力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 ，人类是如此智慧的生命 ，作为生物特征上的慢策略者 ，仍然可以根据生存环境的变化 ，在婚姻、家庭等社会行为上继续做出灵活的选择。
同一个社会中的人类个体 ，可能致力于投资自我 ，成为人中龙凤 ，而不急于完成各种人生大事 ；也可能早结婚早生娃 ，安于绵延后嗣 ，多子多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正是人类选择的灵活性。不过 ，让我们超越个体视角 ，去思考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 ，它是否也有自己的策略倾向性呢？
每个社会都包含了众多个体。对于这些个体而言 ，他们的机会和愿望都是不同的。机会总是特殊的 ，愿望总是主观的 ，作为旁观者 ，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预测他们会怎么想、怎么做。但是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所有个体的生存环境 ，都建立在一些最基本的要素之上。当我们考察整个社会的时候 ，由于个体众多 ，所有这些特殊性和主观性 ，就会被统计规律抹去 ，而那些最基本要素的影响力， 因为遍及所有人 ，就会被统计规律凸显。
自从一万多年前的农业革命以来 ，人类社会就依靠着农业生产繁荣起来 ，“生养众多 ，遍满了地”。古人说 ，“民以食为天 ”，人首先要吃饭 ，才能生存 ，才能繁衍 ，才能做其他事情。因此 ， 自古以来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 收成好不好 ，余粮多不多 ，就是评价它生存环境好坏的基准。这个基准被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共享 ，它的影响力在众多的个体之间形成 “共振”，就会凸显出来。
生命史理论告诉我们：如果生存环境的确定性很高， 那么生命就更倾向于 “慢策略 ”；如果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很高 ，那么生命就更倾向于 “快策略”。因此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 ，如果它的粮食收成时好时坏 ，余粮时有时无 ，缺乏保障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整体性地倾向于早生快生 ，快速增加人口 ；相反 ，如果它的粮食收成稳定 ，余粮可期 ，生存无忧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整体性地倾向于积累资源 ，热衷于发财致富。
自古以来 ，种田这事儿都是 “ 靠天吃饭 ”。收成好不好 ，余粮有没有 ，主要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子。每个社会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农业神灵 ，也就代表着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这些土地神灵的性情 ，或者温和仁慈 ，或者暴虐 无常 ，或者介于二者之间 ，粮食收成是否稳定 ，余粮是否可期 ，也就各有不同。相应地 ，这个社会也就会整体性地在 “ 快策略 ”早生快生和 “ 慢策略 ”发财致富两种倾向之间站位 ，这就是人类社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 “ 天人之际 ”。
概言之 ，“饮食（粮食风险 ）决定男女（ 家庭结构 ）， 男女（家庭结构）决定社会（文明特征）”，文化与制度的根源，就在一粥一饭之间。
由于特定地方的气候特征不易改变 ，该地粮食收成的稳定性也就不易改变 ，该地社会的快慢策略站位就会长期保持 ，所谓 “积渐之致 ，能以微脆之形 ，陷坚刚之体”。一个社会长期保持某种策略站位 ，就会对它的历史道路造成深远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否稳定—粮食收成是否稳定—余粮是否可期—整个社会倾向于快策略或慢策略—影响历史进程（比如现代社会能否诞生）
从万类的生命史策略到人类的社会策略 ，我们已经可以从理论推演上一窥粮食产出稳定性对历史的深刻影响。 接下来 ，我们以 “粮舵 ”理论从史前文明的兴衰开始 ，剖析古代中国社会为何会倾向于 “快策略 ”而非 “慢策略 ”， 这一基本特征又如何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