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0

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已然指出，愤怒实际上对推动创造社会变革的活动而言是必要的。在她1981年发表的《应用愤怒：女性对种族主义的回应》中，她提出愤怒可能成为创造真正的交集女性主义的力量：

每位女性都有一个储备充足的愤怒军火库，可能有利于对抗这些引发我们愤怒的压迫，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制度性的。只要精确瞄准，它就能成为推动进步和变革的强大能量来源。而当我谈到变革的时候，我指的并不是简单的立场转换，或者暂时减轻对抗，更不是微笑或者感觉良好的能力。我在谈论的是我们生活中根本性假设方面基础而且激进的变化…

愤怒是对种族歧视态度的合理回应，暴怒同样如此，如果从这些态度中生发出来的行动不曾发生改变。对那些害怕有色人种女性的愤怒，胜于害怕她们自己那不加审视的种族主义态度的女性，我要问：是不是有色人种女性的愤怒比影响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厌女情结更有威胁？

    这一观点可能看似在暗示斯多亚式的交集女性主义并不可能——诚然，任何斯多亚式的行动主义都不可能。恩格尔相似地论证，女性主义绝不可能同斯多亚主义兼容，因为接近女性主义核心关切的议题——平等机会、平等薪酬、生育权利、最小化性暴力和家庭暴力一一对斯多亚主义来说无关紧要。西蒙·德·波伏瓦在《模糊性的道德》中给出了相似的反斯多亚主义评论：“如果一扇门拒绝打开，那就让我们接受不打开它的事实，这样我们就自由了……但谁也不会幻想把这个悲观的被动性看作自由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