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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有发展困境，在东亚模式中我们属于放弃农协组织的典型。通过给农民平均分地，形成的是乡村小有产者的社会下层。面对成千上万的小有产者，最难化解的困境是交易费用。中国在历次土改中，形成的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小农经济，几乎不可能抗拒自然与经济的多重风险，更难以被一般意义的市场化所整合。但我们现在大约90%的农产品，还是来源于数以千万计的小农户的兼业化种养殖业。

而这样的分散化和兼业化，使得农民与外部主体之间的交易费用问题几乎是不可克服的。指望现有产业化政策克服交易费用十分困难。假如企业进入乡村做资源开发就得跟农民做交易，承担高额地租。地租为什么这么高？因为采取的是分散交易的形式。农民不大可能参与集中竞价，企业如对每个农民做单个交易，信息搜寻成本一定很高。虽然可以找政府，但政府也是外部主体，跟农民也打不起交道。

所以我们团队提出，任何外部主体，无论是企业、社会组织，还是政府，只要进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一定会面对交易成本不可克服的根本矛盾，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深改没找到改革对象的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