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全世界都需要一次冲击：中世纪欧洲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危机

【引言】
1. 资本主义是破坏性的，并不是从封建主义进化而来的更高级社会生活形式。
        ……资本主义是反革命的，它摧毁了反封建斗争中的其他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一旦实现，我们的生命和自然环境将免于巨大的破坏一而这种破坏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标志。我们必须强调这点，因为还有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进化”而来的，代表着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
2. 中世纪的时间范围：
中世纪（Middle Ages，约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明）。另有说法认为中世纪结束于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的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或者中世纪早期在欧美普遍被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
【农奴制是一种阶级关系】
公元5-7世纪，奴隶制崩溃，地主赋予奴隶部分权利，新阶级关系产生，奴隶成为农奴（即农民, 9-11世纪）。农奴直接掌握了再生产工具，获得了可继承的土地养活自己，在与领主对抗中获得基本生存保障。农奴的力量源自他们获得了土地。对“公地”的利用也为农民经济提供重要资源。
农奴社区内部亦有差异分化，女性处于次等地位，领主掌握了妇女的劳动和社会关系。
       ……然而，女农奴对其男性亲属的依赖较少，在身体、社会和心理上与男性亲属的区别较小。女农奴对男性需求的服从性也小于后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妇女。
       在农奴社区内部，妇女对男子的依赖是有限的。这是因为领主的权威高于丈夫和父亲的权威，领主要求占有农奴的人身和财产，并试图控制她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工作到婚姻和性行为。
封建农场与资本主义农场相比，夫妻普遍共同占有土地，性别分工不明显，妇女不会在性别分工中被孤立，歧视更少，家庭劳动没有被贬低。
【公地上的斗争】
中世纪封建庄园中的农奴斗争是持续且在庄园中日常上演的，农奴通过无休止诉讼、罢工怠工等方式争取扩大经济和法律权利范围，反抗强迫劳动、义务兵役、使用公地、课税责任。14世纪末，农民对地主的反抗已成为普遍的、大规模的且常常配备了武装力量的反抗。
【自由与社会分化】
农奴斗争使许多村庄获得特许权，对对庄园法庭制定了司法程序和明确规章。用货币折现劳役让封建关系建立在更为契约化的基础上 标志着农奴制的结束，成为社会分化手段，促使封建村庄解体。通过劳役折现成货币地租，富农能够实现独立，大多数贫农却陷入债务并最终失去土地。
劳役折现的消极后果：使生产者更难衡量受到的剥削。经济生活货币化既有利（建立标准）又有害（将收入差异转化为阶级差异来分裂农民）。
妇女受商业化的不利影响也最多，她们获得财产和收入的机会进一步减少，因而成为由农村转移向城镇最多的人群。中世纪在城市中，妇女可以从事许多后来被认为是男性工作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医生和教师等职业，甚至可以接受教育，获得声誉。随着进一步获得社会自主权，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出场也被记录下来。
【千禧年运动和异端反抗】
折现后出现的日益壮大的无地无产阶级是千禧年运动（12&13世纪）的主角 ，他们在贫困合教士的煽动下叛乱起义。千禧年说的兴起伴随世界末日语言广为流传。相比之下，流行的异端邪说才更能表达中世纪的无产阶级如何寻求封建关系的具体替代方案，以及他们如何抵制日益增长的货币经济。
       异端邪说和千禧年运动经常被视为同一个主题，但是这两种运动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分，尽管无法精确区分。
    千禧年运动是自发的，并没有一个组织架构或计划。通常，一个特定的事件或卡里斯马型的人激发了他们，但一旦遭遇武力，他们就会溃败。相比之下，异端运动则是有意识地试图创造一个新社会。主要的异端教派都有一个同时重新解释宗教传统的社会纲领。不论从观点复制、思想传播，甚至是自我辩护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有组织的。因此，尽管受到极端的迫害，它们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且在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异端教派在意大利、法国、佛兰德斯和的意志的下层阶级中盛行了3个多世纪。异端运动受到了教会的凶残迫害（宗教裁判所）。
       尽管商人和十字军将东方宗教带到欧洲，影响了流行的异端邪说，但与其说异端是对正统教义的偏离，不如说它是一种抗议运动，激发着人们对于社会彻底民主化的渴望。18对于中世纪的无产阶级来说，“异端”与“解放神学”无异。它提供了一个框架，整合人们对精神重生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并通过激发对更高层次真理的追求来挑战教会和世俗权威。它谴责社会等级制度、私有财产和财富积累，并在人们中间传播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在中世纪第一次重新定义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作、财产、性生殖和妇女的地位），提出了真正普世的解放问题。
异端邪说流行的根源是人们对极度堕落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失去信心。异端在宗教腐败的背景下顺势鼓励人们抵抗神职人员的剥削。
随着贫困的政治化和货币经济兴起，教会从将贫穷视为神圣状态来说服穷人并使富人慈善捐赠以获得财富，转向否定和区分不同穷人。
许多异端分子抵制商业化，具有使徒贫困理想，希望回归原始教会的简单集体生活。一些教派（波西米亚早起塔博尔派）进行了“共产主义”尝试。
西方清洁派在异端教派中影响力最大，他们厌战、谴责死刑、拒绝婚姻生育、素食。清洁派受到了东方鲍格米勒派的影响（拒绝生育）。清洁教的反生育这主义并不与贬低妇女和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而是源于他们对生命“退化为仅仅为了生存”的拒绝。而中世纪土地有限和工作机会限制使得大量年轻人不得不实行性禁欲，这恰好与异端有所共鸣。这形成了一种任何形式避孕都与宗教异端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氛围。
【性的政治化】
教会对性行为进行监督管控（忏悔手册Penitentials）的原因：性欲赋予了女性对男性的权力。
       正如玛丽·康德伦在《蛇与女神》（The Serpent and God-dess，1989）中指出的，教会对性行为的管控在欧洲历史悠久。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在基督教于4世纪成为国教后），神职人员就认识到性欲赋予了女性对男性的权力，并坚持试图通过将规避女性与性爱视为圣洁的来消除这种权力。他们将妇女从所有的礼拜时刻和圣礼的管理中驱逐出去：试图通过采用女性化的服装来篡夺妇女赋予生命的、魔法般的力量；并将性行为作为羞辱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是父权等级制试图打破妇女的力量和情欲吸引力的手段。
性被政治化，性行为成为国家事务，在此背景下异端分子离经叛道的性选择被视为一种反权威立场。
【妇女与异端】
异端运动赋予妇女很高的地位，在教会中被歧视的妇女在异端教派中享受平等甚至接管权力，并组建自己的团体，不受男性和修道院管制。
妇女在异端历史中的出场比中世纪生活任何方面都要多，（尤其是农奴中最低的阶层妇女）构成了异端运动的一大主力。
当妇女掌控生育似乎威胁了经济和社会稳定时（世界性瘟疫造成的人口灾难），性在迫害异端分子运动中变得更加突出，性被怪诞地扭曲，这标志着社会从迫害异端分子过渡到猎杀女巫，异端分子形象越来越多地成了妇女。
教会的残酷镇压无法破坏异端教会的巨大活力和受欢迎程度。。
【城镇的斗争】
不仅男人和女人，农民和城市工人也在异端运动中找到了共同事业。工农联合开展反抗运动。人们向往平等，对体力劳动有了新的价值评定。
       无疑，诉诸 “劳动的价值”——这在军事阶层统治的社会中是一个新事物——主要是提醒人们注意封建权力的专断性。但这种新的认识也表明，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这股力量对封建制度的衰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对劳动的价值评估反映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形成。他们部分由工匠和学徒组成——在工匠师傅手下工作，为当地市场生产一但大部分是出口工业富商雇佣的日结工。
日结工被商人严酷统治和剥削，他们也是接受异端思想最多的。行业工会的工人组织起义并试图参与政府。
【黑死病与劳工危机】
黑死病（1340年代）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使权利关系往有利于下层阶级的方向转变。
       到14世纪末，拒付租金和拒服劳役已成为一种集体现象。所有村庄联合起来，停止缴纳罚款、税款和佃租，不再承认劳役折现或庄园法庭的禁令——这两项是巩固封建权力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多少数额的地租和劳役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作为封建秩序基础的阶级关系被颠覆了。……
       为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封建地租的崩溃，人们试图恢复劳役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恢复奴隶制，从而增加对劳动的剥削。佛罗伦萨在1366年批准进口奴隶……但这些措施只会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1370-1380年代，贵族控制劳动成本的举措引起了欧洲各地的工农起义。14世纪末，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政治视野和组织范围都扩大了，起义者不再满足于限制封建统治和争取更多权益，而是致力于结束领主的权力。
对西欧农民和工人来说，15世纪是一段拥有空前权力的时期，无地者的状况也有所改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大大缩小了。无产阶级达到了19世纪都无人能及的生活水平，农奴制已经消亡。
【性政治，以及国家与反革命的崛起】
       然而，到了15世纪末，一场反革命已经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展开。首先，政治当局努力拉拢最年轻、最叛逆的男工，通过恶毒的性政治让他们获得自由的性爱，把阶级对立变成与无产阶级妇女的对立。……在法国，只要受害者是下层妇女，市政当局几乎就认为强奸是无罪的。
统治者为分化工人和避免暴动，将强奸合法化、卖淫制度化。
       无产阶级妇女就这样如此随便地被主人和奴仆牺牲了，她们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一旦被强奸，她们就不可能轻易恢复在社会上的地位。她们的名声被毁，不得不离开城市或从事性工作。但她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强奸的合法化造成了强烈的厌女氛围，这种氛围不分阶级地贬低所有妇女。它令人们对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变得麻木不仁，并奠定了同时期猎巫行动的基础。
       为化解工人的抗议，皇室和市政当局开始将卖淫制度化，公娼馆（municipal brothel）很快就在欧洲各地蔓延开来。这是分化人民的性政治（divisive sexual politics）的另外一面。在当时工资制度的推动下，受国家管理的娼妓被认为有效缓和了无产阶级青年的骚动。……公娼馆也被认为是对同性恋的一种治疗……在黑死病之后，人们开始担心同性恋会导致人口减少。
       回过头来看，很难说打“性牌”（sex card）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国家规训和分化了中世纪的无产阶级。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性的“新政”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作为对社会冲突激化的反应，导致了国家的集中化，而国家是唯一能够对抗斗争普遍化和保障阶级关系的行为主体。……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成为阶级关系的最终管理者，也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监督者——这一职能一直延续到今天。
日益加剧的阶级冲突使资产阶级和贵族形成新的联盟。对无产阶级反抗的畏惧使得资产阶级牺牲政治自治权，自愿服从贵族的统治，从而共同镇压底层阶级（商业与贵族联姻、分享权力）。这是走向绝对国家权力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