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鱼的读书笔记（西潮）

## 序言 罗家伦
这是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这里面所包涵的晶莹智慧，不只是从学问的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
这种忽略和遗忘都是人类很大的损失，因为在不断的历史的过程中间，以往的经验，正是后来的教训。
“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难。”
# 第一部 清朝末年
## 第一章 西风东渐 
人们发现一种宗教与武力形影不离时，对这种宗教的印象自然就不同了。而且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慢慢地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而言，保全性命毕竟比拯救灵魂来得重要
五口通商 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
## 第二章 乡村生活
什么叫“四勿”呢？那就是《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话。但是我们那位御史公却把这四勿改为勿欺心，勿负主，勿求田，勿问舍
以道德规范约束人民生活是中国社会得以稳定的理由之一
蒋氏的始祖是3000多年前受封的一位公子王孙。他的名字叫做百龄，是代周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他在纪元前
12世纪末期被封在黄河流域下游的一块小地方，他的封地叫做“蒋”，他的子孙也就以蒋为氏了。蒋是茭白古名。那块封地之所以定名为蒋，可能是那一带地方茭白生长得特别繁茂的缘故。
中国人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不脱人本位的色彩
演的戏多半是根据历史故事编的，人民也就从戏里学习历史。每一出戏都包括一点道德上的教训，因此演戏可以同时达到三重目的：教授历史、灌输道德、供给娱乐。
## 第三章 童年教育
在我的童年时代，没有学校，只有家塾
接受训练的只是记忆力和耐心
念书时先生要我们做到“三到”，那就是心到、眼到、口到 所谓心到就是注意力集中，不但读书如此，做任何事情都如此。眼到对学习中国文字特别重要，因为中国字的笔划错复杂，稍一不慎就可能读别字。所谓口到就是把一段书高声诵几百遍，使得句子脱口而出，这样可以减轻记忆力的负担
按照儒家的理念，做人要先从修身着手，其次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
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
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的准则也很少变化。
我的童年教育共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在私墊里念的古书，来自古书的知识，一方面是立身处世的指针，另一方面也成为后来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第二个知识来源是听故事，这使我在欣赏现代文学方面奠立了基础。第三个知识来源是对自然的粗浅研究，不过这种粗浅研究的根基却可以移接现代科学的幼苗。
## 第四章 家庭影响 
童年时代和青春时代的可塑性最大，因而家庭影响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时期中所养成的习惯，不论好坏，将来都很难根除。大致说来，我所受的家庭影响是良好而且健全的。
《古琴引》 音音音，尔负心。真负心，辜负我，到如今。记得当年低低唱，浅浅斟，一曲值千金。如今放我枯墙阴，秋风芳草白云深，断桥流水过故人。凄凄切切，冷冷清清，凄凄切切，冷冷清清。
他认为只有朴素的生活才能保持高度的道德水准。我的舅父也有同样的看法。他用一张红纸写下他的人生观，又把红纸贴在书桌近旁的墙上：
“每日清晨一支香，谢天谢地谢三光。国有忠臣护社稷，家无逆子闹爷娘，……但愿处处田稻好，我虽贫时也不妨。”
## 第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美孚洋行是把中国从“黑暗时代”导引到现代文明的执炬者。大家买火柴、时钟是出于好奇，买煤油却由于生活上的必要。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煤油既然成为必需品，那末，取代信差的电报以及取代舢舨和帆船的轮船又何尝不是必需品呢？依此类推，必需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了。
很少人能够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
这些舶来品开拓了中国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传教士原来的目的是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却无意中为洋货开拓了市场。
我们中国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
官吏受人敬重，是因为学问本身在中国普遍受人敬重的关系
历史似乎包括一连串意外事件的，不合逻辑的推理，和意想不到的结果。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似乎不过是命运之神摆布的工具而已
## 第六章 继续就学 
我在宗教方面一直是个“不可知”论者，我认为与其求死后灵魂的永恒，不如在今世奠立不朽的根基。这与儒家的基本观念刚好相符合。
求是书院 浙江高等学堂
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梁启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
所以我的行动常常很谨慎，在采取确切的行动之前，喜欢先探索一下道路。尤其碰到岔路时，我总是考虑再三才能作决定。如果犹豫不决，我很可能呆坐道旁，想入非非。但是一旦作了决定，我必定坚持到底。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但没有犯不可挽回的错误，所以没有让时代潮流把我卷走。
## 第七章 参加郡试
郡试在绍兴举行
清末时，政府各部门无不百弊丛生。唯有科举制度颇能保持独立，不为外力所染。科举功名之所以受人器重，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
秀才为宰相之根苗
因为这时候已经看得清楚，不论立宪维新或者革命 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
## 第八章 西化运动
许多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要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日本接受西洋文明。但是也有一般人认为：既然我们必须接受西洋文明，何不直接向西洋学习？
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
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先有强健的体魄
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末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了。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学到了如何在道理观念中区别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以及基本的与浮面的东西。
从此以后，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
我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名言。同时开始体会到紊乱中的统一，因为我发现基本道理原极有限，了解这些基本道理之间的异同矛盾正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使我感到头晕眼花的只是细微末节的纷扰而已。孟子和陆象山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抓住要点而舍弃细节，要完全凭我们的理智辨别是非。于是我开始发展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依据传统的信仰。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
但是理解力也不能凭空生存。想得太多，结果除失望外一无成就。这样是犯了孔子所说的“思而不学”的毛病。当然，导向正确思想的途径还是从思想本身开始，然后从经验中学习如何思想。你不可能教导一个根本不用脑筋的人如何去思想。后来我留美时读到杜威的《我们如何思想》，使我的信念更为加强。
儒家说，正心诚意是修身的出发点，修身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基。因此，我想，救国必先救已。于是决心努力读书、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厉行。我想，这就是修身的正确途径了，有了良好的身心修养，将来才能为国服务。
强迫教育使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
# 第二部 留美时期
## 第九章 负笈西行
另外还订了一份《展望》（The Outook）周刊，
教授讲课还算比较容易懂，因为教授们的演讲，思想有系统，语调比较慢，发音也清晰。普通谈活的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包括一连串互不衔接而且五花八门的观念，要抓住谈话的线索颇不容易。
语言只有多与人接触才能进步
美国人的和善和天真好玩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欢笑嬉游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确是个年轻的民族
在农学院读了半年，一位朋友劝我放弃农科之类的实用科学，另选一门社会科学。他认为农科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别的学科对中国更重要。他说，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的近代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否则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其次，如果不改修社会科学，我的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
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才呢？于是我依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学院 选教育为主科。
从逻辑学里我学到思维是有一定的方法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根据逻辑方法来思考。观察对于归纳推理非常重要，因此我希望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
最后我终于发现，观察必须有固定的对象和确切的目的，不能听凭兴之所至乱观乱察。天文学家观察星球，植物学家则观察草木的生长。后来我又发现另外一种称为实验的受控制的观察，科学发现就是由实验而来的。
念伦理学时，我学到道德原则与行为规律的区别。道德原则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若干公认的规律切合某阶段文化的需要；行为规律只要求大家遵守，不必追究规律背后的原则问题，也不必追究这些规律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赫利•奥佛斯屈里特（Harry Overstreet）教授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传统的教授通常只知道信仰公认的真理，同时希望他的学生们如此做。奥佛斯屈里特教授的思想却特别敏锐，因此促使我探测道德原则的基石上的每一裂缝。
我很像一只聪明伶俐的小狗竖起耳朵听它主人说话，意思是懂了，嘴巴却不能讲。
我觉得四书富于道德的色彩，希腊哲学家却洋溢着敏锐的智慧。
理智是一切行为的准则
一个中国学生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也只能根据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洋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
中国的传统教育似乎很褊狭，但是在这种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包罗万象。有如百科全书，这种表面褊狭的教育，事实上恰是广泛知识的基础。我对知识的兴趣很广泛，可能就是传统思想训练的结果。中国古书包括各方面的知识，例如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政府制度、军事、外交等等。事实上绝不褊狭。古书之外，学生们还接受农业、灌溉、天文、数学等实用科学的知识。可见中国的传统学者绝非褊狭的专家，相反地，他具备学问的广泛基础。除此之外，虚心追求真理是儒家学者的一贯目标，不过，他们的知识只限于书本上的学问，这也许是他们欠缺的地方。在某一意义上说，书本知识可能是褊狭的。
这就是古希腊格言所称“健全的心寓于健全的身”—这就是古希腊格言的实践。
我猜想他们大概是要灌输“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的观念。在希腊人看起来，美丽、健康和智慧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割的。
## 第十章 美国华埠 
一个人不得不在匆忙中写文章，情形就是这样，结果是毫无意义的一大堆文字浪费了篇幅。
## 第十一章 纽约生活
约翰• 杜威博士（Dr. John Dewey,1859~1952）。他是胡适博士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业师，后来又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过两年的客座教授。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实验哲学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但是他警告我们说：“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
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才能产生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大都市，也只有美国才能出现这种兼容并蓄的大熔炉。
法律范围之内的自由，理智领域之内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纽约发挥得淋漓尽致，大规模的工商业，国际性的银行业务，发明、机械和资源的极度利用，处处显示美国主义的精神和实例。
因此我们常常发现许多欧美人士对中国的东西比中国人自己更喜爱。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中国人对欧美的东西比西洋人自己更喜爱。这就是环境改换和先后对照的关系，改换和对照可以破除单调而使心神清新，但是事物的本身价值并不因心理状态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 第三部 民国初年
## 第十二章 急剧变化
六月的空气温暖而清新。
你为什么不肯打开你的瓣儿？
难道你怕会有人
悄悄地偷走你的心？
我也像大家一样穿起长衫来了，谁也不能抵抗既方便又舒服的诱惑 这是人情之常
任何变革正像分娩一样，总是有痛苦的。但是在分娩以后，产妇随即恢复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沾沾自喜。
## 第十三章 军阀割据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一旦受军阀控制 必定要形成割据的局面，晚唐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教训
## 第十四章 知识分子的觉醒
后来他（孙中山）写了一篇叫《心理建设》的文章，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中西思想重点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重应用，而西洋人重理知。中国人重实际，所以常常过分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困难，有时是实在的困难，有时只是想象的，以致忽视实际问题背后的原理原则。中国并不缺乏锐意改革的人，但是真能洞烛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计划的人却很少。孙先生深知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具有远大的眼光，因此他深感超越近功近利的原理原则的重要，他知道只有高瞻远瞩的知识才能彻底了解问题的本质。
只要我们把握这种基本的知识，实践起来就不会有不可解除的困难了。真正的困难在于发现基本的道理。事实上，不但真知灼见的事情，必能便利的推行，而在许多地方，即使所知不深，亦能推行无阻。
医药方面的情况更明显，诊断常常比用药困难
有一天我和罗志希同杜威先生谒见孙先生谈到知难行易问题，杜威教授对中山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在西方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儿童应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我们应该诱导儿童自行思想，协助他们根据他们本身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大人的需要，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应该启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兴趣。根据儿童心理学的原则，儿童只能看做儿童；他不是一个小大人，不能单拿知识来填，更不应拿书本来填，教育应该帮助儿童在心智、身体和团体活动各方面成长。
## 第十五章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1916年（民国五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间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先生对学问的看法，基本上是与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过孙先生的见解来自自然科学，蔡先生的见解则导源于希腊哲学。
这位著名的学者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这是希腊文化交融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实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的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学。他不但相信科学可以产生发明、机器，以及其他实益，他并且相信科学可以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则的发现，定理定则则是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目之短长。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
蔡先生提倡美学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仲甫（独秀）则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认那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自由研究导致思想自由；哲学教授胡适之（适）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作表情达意的工具。白话比较接近中国的口语，因此比较易学，易懂。它是表达思想的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识。
五四运动
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
这里引用了《风俗通》（东汉应劭的民俗学著作）里的典故： “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意思是人家夸你的马好，你就高兴，使劲鞭策，结果把马累死了。蔡元培说自己累了，虽然别人夸我跑得快，但是我不能傻乎乎地一个劲跑，我需要休息。
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他最后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
我到学校以后，学生团体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当时的演说中，有如下一段：
……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
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来校担任客座教授。
这两位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的文化运动各有贡献。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教育和社会问题。他的学说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也是事实。这种情绪对后来的反军阀运动却有很大的贡献。
罗素则使青年人开始对社会进化的原理发生兴趣。研究这些进化的原理的结果，使青年人同时反对宗教和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思想界，自由风气非常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
## 第十六章 扰攘不安的岁月/158
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
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 第四部 国家统一
## 第十七章 宪政的试验
有一次他们在万牲园里的豳风堂宴会，有人把豳字解作“猪积如山”，一时全城传诵，此后议员们就不敢在那里请客了。
国家统一是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
## 第十八章 中山先生之逝世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 第十九章 反军阀运动
省内的教育制度进行一次新试验。国立浙江大学成立，由我担任校长。
我当时年壮气盛，有所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我本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颇知绍兴师爷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的诀窍。今背道而驰，自然碰壁。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
## 第二十章 国民党之出掌政权
国民政府从北方黄河流域迁都南方的长江流域，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个理由是革命精神已经弥漫长江流域，因此也是革命精神比较容易生根的肥沃土壤，黄河流域则是反动军阀的根据地。第二个理由：长江流域是中国金融力量的中心，足以供应政府必需的经费。
交通是现代化和改革的关键，也是发现国家未来发展机会的钥匙。因此国民政府的建设计划就从建筑铁路公路着手。交通建设也是确保国家统一之一法，如果有完善的道路可资利用，地方性变乱很容易就可以敉平。除此之外，交通愈便利愈发达，人民交往也愈频繁，观念交流也愈容易。偏僻地区的名胜风景，且夕之间就成为学者、画家、诗人和爱好自然者的徜徉之所了。
# 第五部 中国生活面面观
## 第二十一章 陋规制度
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满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认的。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人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人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
厘金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设置的，旨在筹措战费以供应清廷士卒。太平军虽然被平定，厘金却始终未取消。
厘金方面的陋规大致是这样的：凡是懂得如何敲诈老百姓的人都可以向政府经纪人出价投标，只要他出价高，譬如说一年20万块钱，他就可以获得在某一关卡或若干关卡征收厘金的权利。
我们中国人一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认为邪恶的产生只是缺乏正当的教育而使善良的本性湮没，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导源于腐的财政制度，而非缺乏责任感。但是这种制度对社会风气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迄今仍蒙受其遗毒。
实际的例子已经指出，补救之道在于建立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单单废止坏制度，还是不够的。
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仅有善心不足以用来治理好国政，仅有法令制度不能自行实施
要消灭仆役、厨子和司机的揩油行为可难得多了。或许要经过五六十年之后才能提高这些人的经济地位，在他们的经济地位确切提高以前，我们无法奢望他们临财不苟。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也许我们已经不容易找到愿意当家庭仆役的人了。
## 第二十二章 社会组织和社会进步
个人如非因特殊事故与所属社会破裂，永远是小单位的一部分，但是各单位之间并无全国性的组织使其密切团结。这是中国国民生活中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好处在于使中国生活民主，虽经数百年之战乱以及异族之入侵而仍能屹立无恙，坏处在于中央政权软弱无能，因而易遭异族侵凌。
50年的动荡已经促使人们思索，他们的人生观开始转变了。他们希望在侵略威胁下从事有效的组织，以团结全国的力量，同时为国家的进步辛勤工作，期望能在混乱中创造安定。这种新生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或许还不够坚强，因为它还不能充分应付战争。但是这种意识可以产生坚忍不拔的意志来进行坚强的抵抗。从这一方面来看，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力量是惊人的。
## 第二十三章 迷人的北京 
正像巴黎继承了古罗马帝国的精神，北京也继承了中华帝国黄金时代的精神。巴黎是西方都市之都，北京则是东方的都市之都。北京不仅是中国人的都市，也是全世界人士的都市。住在巴黎和北平的人都会说：“这是我的城市，我愿意永远住在这里。”
中国的名画，不仅力求外貌的近似，而且要表现动态、声音、色泽和特征，希望启发想象，甚至激发情感。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描摹事物的神韵。
科学是心智探究自然法则的表现，艺术则是心灵对自然实体所感所触的表现。艺术是人生的一种表现，它使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科学是心智活动的产物，旨在满足知识上的欲望，结果就创造物质文明。在现代文明里，艺术与科学必须携手合作，才能使人生圆满无缺。
紫禁城之西，有三个互相衔接的湖，叫南海、中海和北海
## 第二十四章杭州、南京、上海、北京
1300多年前，隋场帝动员全国人力，筑此运河，河成而隋亡。唐皮日休有诗云：
人道隋亡是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功不较多。
这五等人（洋人，中国买办，商人，工人，苦力）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般人所说的“租界心理”，一种崇拜权势，讲究表面的心理。权势包括财力、武力、治外法权等等，表面功夫则表现于绘画、书法、歌唱、音乐，以及生活各方面的肤浅庸俗。我们通称这种“租界心理”为“海派”；与“海派”相对的作风则叫“京派”，也就是北京派。
“京派”崇尚意义深刻的艺术，力求完美。上海是金融海洋，但是在知识上却是一片沙漠。
沙漠之中还是有绿洲的，上海的可取之处也就在此。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里，治外法权曾使上海成为革命思想和革命书籍的避难所和交换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的种籽最初就散播在这些绿洲上，之后又随风飘散到中国各文化中心。
我们第一个印象是北京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大家彼此和睦相处，所不同的只是职业而已。
大家都生而平等，要出人头地，就得靠自己努力。唯一的贵族阶级是有学问的人—画家、书法家、诗人、哲学家、历史家、文学家以及近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当时有几句流行的话，颇足代表一般人的感慨，这几句话是：“议而不决，决而不办，办而不通。”
# 第六部 抗战时期
## 第二十五章 东北与朝鲜
我们在这海军基地旅顺漫游了一天，爬上许多山头，希望能够鸟瞰全港。夕阳衔山时我们终于在一处山头上看到一个石碑，碑上刻着日本东乡大将引金人的两句诗云：
拥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南宋曾在1127年建都杭州，吴山第一峰就在西湖之滨，金人则于1276年征服南宋。日俄战争以后，东乡大将和他同胞的梦想就是步金人的后生。大约30年之后，这个梦想居然实现。继攻陷上海之后，日军终于进占杭州，骑马登上吴山第一峰。
## 第二十六章 战云密布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
这就是日本人对付中国的手段。程序大概是：先来一套甜言蜜语，继之挑拨阴谋，然后威胁恫吓，接着又是甜言蜜语，最后施行闪电攻击。先后次序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从来不离征服中国的基本方针。目本人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对付美国的，也是这一套。
## 第二十七章 抗战初期
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点本领，即使身临危难，也常能处之泰然。
“事情是这样的：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
## 第二十八章 战时的长沙
湖南人的身体健壮，个性刚强，而且刻苦耐劳，他们尚武好斗，一言不合就彼此骂起来，甚至动拳头。公路车站上我们常常看到“不要开口骂人，不要动手打人”的标语。人力车夫在街上慢吞吞像散步，绝不肯拔步飞奔。如果你要他跑得快一点，他准会告诉你“你老下来拉吧—我倒要看看你老怎么个跑法”。湖南人的性子固然急，但行动却不和脾气相同，一个人脾气的缓急和行动的快慢可见并不一致的，湖南人拉黄包车就是一个例子。
他们很爽直，也很真挚，但是脾气固执，不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他们要就是你的朋友，要就是你的敌人，没有折衷的余地。他们是很出色的军人，所以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
曾国藩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击败太平军，就是靠他的湘军。现在的军队里，差不多各单位都有湖南人，湖南是中国的斯巴达。
抗战期间，日本人曾三度进犯长沙而连遭三次大败。老百姓在枪林弹雨中协助国军抗敌，伤亡惨重。
## 第二十九章 日军人侵前夕之越南与缅甸 
菲律宾在欧美人殖民地制度下，获得两大贡献。一是西班牙人留下来的天主教。二是美国人留下来的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
英国的生存寄托在殖民地上，法国也得靠殖民地的资源维持生存。如果说英法对殖民地人民的福利还没有完全漠视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养活母鸡，好让它多生一些蛋而已。
从前缅甸国王在曼达来的宫殿就是印度式的建筑。城镇的地名也看不出与中国有丝毫的渊源。越南人和中国人一样，吃饭时用的是筷子；缅甸却和印度人一样用手指。
## 第三十章 大学逃难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原来集中在沿海省份的大学纷纷迁往内地，除了我前面提到过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之外，接近战区以及可能受战争影响的高等学府都逐渐向内地迁移，到抗战快结束时，在内地重建的大学和独立学院，数目当在20左右，学生总数约16000人
搬到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即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因为在昆明不能立即找到合适的房子容纳这许多新客，联大当局决定把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民国二十七年5月初联大开课时，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约在1300人左右。同年9月间，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蒙自迁回昆明
抗战结束时，我们共有五百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职员以及三千学生。多数学生是从沦陷区来的。
## 第三十一章 战时之昆明
黑龙潭
西洋人是很难了解这件事的，但是根据中国的哲学，如果你别无办法拯救国家，那末避免良心遣责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死殉国。抗战期间，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弹雨火海，视死如归；他们的精神武装就是这种人生哲学。
从1842年香港割让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恰恰是一世纪。《西潮》所讲的故事，主要就是这一段时期内的事情。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南方的门户，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和洋货，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的种籽，终于转变了中国人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中国曾经抵抗、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吸收了西方文化，与一千几百年前吸收印度文化的过程如出一辙。英国是命运之神的工具，她带领中国踏入国际社会。
# 第七部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279
## 第三十二章 中国与日本—谈敌我之短长
在我幼年时代，我们一辈青年，都奉日本为师，希望日本反哺文化之母鸟而帮助中国复兴。惜乎日本秉国的军阀，知尽忠于己，而不知施恕于人，知义而不知仁，见小而不见大，识近而不识远，致使中国近60年之历史成为中日关系之惨痛史，终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真是历史上很大的一幕悲剧。
我们此后应把中国文化广称为大陆文化，作为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共有之文化，亦犹希罗文化（希腊罗马合流之文化）之为欧美各国共同之文化。若在文化方面抱狭义之国家主义，则反将文化之价值减低了。
实际言之，唐代文化所包含外来因素既广且多，在当时已成为国际文化，因其来甚渐，故国人不自觉耳。日本于吸收唐代文化时，亦于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当时的国际文化，此亦日本之大幸也。
日本善于效法。她效法唐宋的文化而定立国之基础；她效法英国建立海军；效法德国训练陆军；效法美国发展工业。她效法19世纪的西方建立殖民帝国——只可惜晚了一步。她效法德国闪电战术而发动珍珠港的突击——可惜太远了一点。
我很钦佩日本的善于模仿，这是中国所做不到的。
美国的情形和日本很相似，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支，所不同的是从英国来的早期殖民者是带着爱好自由的种籽而俱来的。因此美国创造又创造，直到她成为世界上最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最重理想和人道的国家。美国的伟大就在于这两种矛盾因素的融而为一。
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空前成就，应该完全归功于依循西方路线所进行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在世袭的统治阶级领导下完成的。他们孕育于尚武精神之中，效法他国并使之适应本国，对于领袖和祖国更是精忠不贰。他们统治下的老百姓，最大的美德就是拥护领袖，服从命令。因此从明治初年开始的日本改革运动，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朝着固定目标前进。
回头看看我们自己：中国的改革却必须从基层开始，也就是由下而上的。我们没有世袭的统治阶级，除了相当于贵族的士大夫阶级之外，也没有贵族阶级，要使这辽阔的国度里的人民万众一心，必须仰仗老百姓之间的学者领袖来驱策督导。因此改革的过程必然很缓慢，而且迂回曲折。政治领袖像孙中山
先生，学者领袖像章太炎、梁任公、蔡子民诸先生，都是来自民间的学者。他们来自民间，又带着能根据他们的社会理想和知识上的远见而深人民间。
现代日本是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系平民百姓所缔造。因此，在日本当一个领袖要容易得多，他可以任意独裁，他要人民做什么，人民就会做什么；在中国当一个领袖的却必须教育人民，而且真正地领导人民——这是一种远为困难的才能，也必须具备超人的才智创造能力。
中国在采取改革措施方面每较迟缓，但是她一旦决心改革，她总希望能够做得比较彻底。在过去的100年中，她从制造炮弹着手，进而从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乃至介绍西方思想。
她扬弃了旧的信仰，另行建立新的，直至这些信仰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为止。她是一位学者，一位道德哲学家，也是一位艺术家。她的文化是从她的生活发展而来的，她不会轻易满足于西方的思想观念，除非她能够把这些观念彻底同化而纳之于她的生活之中。因此与日本比起来，中国的思想是现代化的，但是她的社会和工业建设却仍旧落在日本之后。这是这位哲学家兼梦想家的天性使然。
中国胸襟宽大，生活民主，而且能自力创造，但是她缺乏组织、纪律和尚武精神。她是学者之国，最受尊敬的是学问，最受珍视的是文化。但是保卫国土的武力则尚待建立。中国的优点正是她的弱点所在。
日本的情形也是优劣互见，日本人是位斗士，也是位很干练的行政人员。日本所吸收的西方文明只是军事方面的上层结构，并未触及人民较深一层的生活和思想，她的上层结构固然现代化了，她的精神和观念却仍然是中世纪的。对这种情形，读者自然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封建制度废除的时间甚短，故封建精神在明洽时代仍然存在，中国则在西历纪元以前就已经废除了。
日本对同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只有部分的成功。例如日本对忠和恕这两个重要的道德观念只学到忠，却无法了解恕。
这或许受政治与地理环境之影响而使然，然而日本人之不能以恕道待人，却是事实。忠和恕是中国生活的两大指导原则，忠在封建国家或黩武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品德，恕则是学者的美德。日本一向坚执己见，不肯考虑别人的观点。日本人胸襟狭窄，连他们自己都有此自觉，这种褊狭的心理使他们无法具备建立洲际殖民帝国所必需的领导能力。他们有野心，有武力，但是缺乏政治家风度。所以他们借武力而建立的“东亚共荣圈”，只如空中楼阁，顷刻幻灭。忠和恕在中国却是携手同行的。她不但忠贞，而且处处为人设想。中国并不觉得忠于她自己的思想观念就应该排斥他人的观点。她常常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观点，这就是所谓恕。日本人对恕的观念很薄弱，所以不克了解中国。
六七十年来，我国与日本所定的国策，同为富国强兵。日本所走的路线为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用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财富来养兵，军阀与财阀联合操纵军政大权。他们的权力超越一切党派与学派。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日本，一战而胜中国，再战而胜帝俄，三战横冲直撞而轰炸到珍珠港。
我国为何想富国而国不富，想强兵而兵不强呢？
第一，内政问题。日本倒幕尊皇，政权统一已数十年。我国初则保皇革命，国是未定。继则军阀割据，全国扰攘。等到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的时候，内则战乱频仍，外则目本侵略，内忧外患接踵而起。哪里还谈得到富国强兵呢？
第二，经济思想问题。我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先天上已有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色彩，数十年来一般士大夫复颇有仰慕王安石统制经济之倾向，故对西洋资本主义，虽不一定反对，却不热心拥护。这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只以此而论，就可知道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怎样的不容
第三，门户开放问题。中国明清两代均采锁国主义。日本在德川时代亦采锁国主义。19世纪之资本主义迫开了两国之门。在中国称之为通商，日本称之为开国。然日本之开国发之于统一之政府，故全国一致而收实效。中国则此开彼闭，前迎后拒，步骤极不一致。故开国之实效未显，而瓜分之祸兆已见。
## 第三十三章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从三方面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特征：
（一）中国文化之吸收力。（二）道德与理智。（三）中国人的人情。
（一）中国文化之吸收力
凡是值得吸收的精神食粮或知识养分，不论来自何方，中国总是随时准备欢迎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我想这是不必历史家来证明的
中国历史上最有趣味的两件事，一件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我们把它劈成两半。一半为老庄哲学，以此立身，为任自然而无为；以此治国为无为而治。另一半成为道教，起于东汉张道陵之五斗米道。
第二件是把佛教也劈成两半。宗教部分入了道教，哲学部分则合道家而入了儒家。老子之无为主义，凑合了佛家之无为主义，使佛学在中国思想系统里生了根。故宋儒常把老佛并称。
自宋以来之儒家，可以说没有不涉猎道家哲学与佛学的。儒家之洒脱思想，实因受其影响而来。
中国之学人，以儒立身，以道处世，近年以来加上了一项以科学处事。美国本年六月份《幸福》杂志，以幽默的口气，谓台湾有人对美国人说，台湾的建设靠三子。一孔子，二老子，三鬼子。问什么叫鬼子，则笑谓洋鬼子。
我们吸收西方思想的能力愈强，我国的文化亦将愈见丰富。中国的现代化工作愈广泛彻底，则与中国国民生活结着不解缘的贫穷和疾病两大祸患亦将随之逐渐消灭。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现代化运动和西化运动，即使并非完全相同，也是不可分的，因为现代化运动肇始于西化，而且已经毫无间断地向前迈进。中国无法取此而合彼。
（二）道德与理智
我在加州大学伦理学班上初次读到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时，我开始觉得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囿于道德范围之内，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同时我相信就是东西文化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有人曾经请教一位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他提出四个理由：第一，中国学者相信阴阳是宇宙中相辅相成的两大原则。第二，他们相信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构成宇宙的五大要素，并把这种对物质世界的分析应用到人类生活以及医药方面。第三，中国人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是精确计算的大敌。第四，中国学者不肯用手，鄙夷体力劳动。
我们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实用东西。我在美国时常常发现，如果有人拿东西给美国人看，他们多半会说：“这很有趣呀！”碰到同样情形时，中国人的反应却多半是：“这有什么用处？”这真是中国俗语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心理状态的不同，所表现的兴趣也就不同了。我们中国对一种东西的用途，比对这种东西的本身更感兴趣。
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源于埃及与巴比伦。
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埃及的几何学，和中国天文数学一样，都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但是希腊学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们概括并简化各种科学原则，希望由此求出这些科学的通理。这种追求通理的过程为天然律的发现铺平了道路。
对希腊人而言，一共有两个世界：即官觉世界与理性世界。
官觉有时会弄玄虚；所以哲学家不能信赖他的官觉的印象，而必须发展他的理性。柏拉图坚主研究几何学，并不是为了几何学的实际用途，而是想发展思想的抽象力，并训练心智使之能正确而活泼地思考。柏拉图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确的思考能力应用在伦理与政治上，结果奠定了西方社会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它们应用在研究具体事物的真实性上，结果奠定了物质科学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相信由官觉所得知识的真实性。他并有惊人的分析的理智力，他的这种理智力几乎在任何学问上都留有痕迹。
他认为正确的知识不但需要正确地运用理性，同时也牵涉到官觉的正确运用；科学的进步则同时仰赖推理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发展。亚里士多德从应用数学演绎出若干通则，研究与探讨这些原则是一种心智的锻炼，他便由此训练出一种有力而深刻的理智力。凭着这种训练有素的理智力以及官觉的正确运用，他创造了一套成为现代化科学基础的知识系统。使西方思想系统化的逻辑和知识理论也同是这种理智锻炼的产物。
中国思想集中于伦理关系的发展上。我们之对天然律发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有时可以作为行为的准则。“四书”之一的《大学》曾经提出一套知识系统，告诉我们应该先从格物着手，然后才能致知。知识是心智发展的动力。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的还是属于知识方面的。讨论再进一步以后，道德的意味就加强了。心智发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则是齐家的基础。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国治而后方能平天下。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个完整的，非常实际的，道德上的理想体系。在中国人看起来，世界和平绝非梦想，而是实际的道德体系。因为国家的安定必然是与国际和平密切关联的。离开此目标的任何知识都是次要的或无关痛痒的。
在这种学问态度之下，查问地球究竟绕日而行，抑或太阳绕地球而运行，原是无关痛痒的事。
再说，我们何苦为沸水的膨胀而伤脑筋？瓦特实在太傻了！我们中国人倒是对沸水的嘶嘶声更感兴趣，因为这种声音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煮茗待客的情调。那该多么富于诗意！
我们中国人对科学的用途是欣赏的，但是对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却不愿领教。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中国未能发展纯粹科学是毫不足奇的，因为纯粹科学是知识兴趣的表现，而非实际应用的产物。
我们曾经建造长城和运河，也曾建设伟大的水利工程；我国建筑式样的宏丽，我们的宫殿和庙字，都曾获得举世人士的激赏。这些工程足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成就相提并论。但是它们并不是纯粹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伟大，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直到现代工程技术输人以后，才见转机。如果没有纯粹科学，现代工程科学根本无法达到目前的巅峰状态。中国人所发明的指南针和火药曾使全世界普受其利，但是发现火药爆炸的膨胀原理，把这原理应用于沸水，并进而发明蒸汽机的，结果还是西洋人。
在中国，发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肯在原理原则上探讨，也不像现代欧洲人那样设法从个别的发现中归纳出普遍的定律。现代欧洲人的这种习性是从古希腊继承而来的，不过较诸希腊时代更进步而已。中国人一旦达到一件新发明的实用目的，就会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孤立无援的，也没有科学思想足为导向的明灯。科学发展在中国停滞不进，就是因为我们太重实际。
我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根据逻辑思考，而是说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精密的系统的训练。这缺点已经反映在中国哲学、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世界其余各地的人民普遍享受现代科学的光明和工业社会的福利以后，这种缺点在中国已经更见显著。
除了重实际之外，我们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
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重道德，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方面曾有离奇的幻想和推测，但是我们对行为却不可能有同样的幻想和推测。
中国人当然不是缺乏理智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理智活动却局限于道德与实用的范围。他们像蚕一样作茧自缚，自立智识活动的界限。他们深爱他们的道德之茧，而且安居不出。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
希腊人却大不相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上天人地，无远弗届。整个宇宙都是希腊理智活动的范围。希腊人觉得运用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他们不管它是否切合实际，也不管它与道德伦理有没有关系。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一位学生曾经这样问过老师：“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欧几里得吩咐他的仆人说：“既然他一定要从所学的里面得到些东西，你就给他六个铜板让他走吧。”希腊人甚至对道德也发展了一套伦理学，以理智的研究来检讨道德的正确性。苏格拉底就是因此而招致了麻烦，被控以危险的研究毒害青年的心灵。
自然科学之能发展到目前的阶段，首先归功于希腊人对大自然的观念以及对有系统的智力训练的爱好，中间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法国革命，后来又受到工业革命的大刺激。工业革命使工具和技术逐渐改进。西欧在自然科学的后期发展中，从未忽视科学的实际用途。不断的发明和发现更进一步刺激了科学研究。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齐头并进，而相辅相成。
五口通商以后，现代科学开始涓涓滴滴地流传到中国时，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还是科学的实用价值。他们建立了兵工厂和轮船码头。他们附带翻译了基本科学的书籍。究竟是太阳绕地球运行或者是地球绕太阳运行，他们仍未感觉兴趣。在他们看起来，那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无论谁绕谁转，对人都没有实际的影响。三百多年前耶稣会教士把天文数学传到中国时，学者们马上发生兴趣，因为这些科学可以纠正当时中国日历上的许多错误。不但计算日子、月份、年份缺不得日历，就是播种收获，日历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猜想，中国学者如果有兴趣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宁愿去制作实用的东西，或者美丽的艺术品，而不愿在科学实验室里从事试验。大家仍旧只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思想，去行动。磁针永远是指向磁极的。
这样的心理状态自然不是纯粹科学的园地。不过中国已在慢慢地、不断地改变她的态度，她已经从运用科学进而研究纯粹科学，从纯粹科学进而接触到新的思想方法，最后终于切实修正了她的心理状态。我们已经在道德宇宙的墙上开了一扇窗子，凭窗可以眺望长满科学与发明果实的理智的宇宙。
这种心理状态的改变已经使大自然有了新的价值，从此以后，大自然不再仅仅是道德家或诗人心目中的大自然，而且是纯粹科学家心目中的大自然。对现代中国人而言，宇宙不仅是我国先贤圣哲心目中的道德字宙，而且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智宇宙。
道德家观察大自然的目的在于发现有利伦理道德的自然法则、科学家观密大自然则是为了发现自然法则，满足知识上的兴趣，也就是为知识而求知识。中国所吸收的现代科学已经穿越她那道德宇宙的藩禽，近代中国学人正深人各处探求真理。
他们的思想愈来愈大胆，像一只小舟在浩瀚的海洋上扬帆前进搜寻秘密的宝藏。这种知识上的解放已经使年轻的一代对某些传统观念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对道德、政治和社会习俗予以严厉的检讨，其影响至为深远。年纪较大的一代忧虑宁静的道德乐园将被毁灭，惋叹太平盛世渐成过去，年轻的一代则为建筑新的知识之宫而竟日忙碌。
我想这就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大贡献。
世界各国的文化奠基于不同的宇宙观。中国人所想的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了他们的文化。希腊人所想的是一个理智的宇宙，也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他们的文化。今日欧洲人的道德观念导源于基督教教义———个上帝所启示的道德的宇宙。但中国人的道德宇宙是自然法则所启示的。基督徒努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国，中国人却只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王国。
中国道德观念本诸自然，基督的道德观念则本诸神权；在中国人看起来，神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基督徒看起来，大自然却是上帝所创造的。
据我个人的看法，欧洲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宇宙与希腊的理智宇宙之间的一部斗争史。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法国革命，都不过是长久淹没在道德宇宙下的理智宇宙的重现而已，这些运动事实上只是同一潮流中的不同阶段。最后工业革命爆发，理智宇宙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终于涌出水面，奔腾澎湃，横扫全球。工业革命狂潮的前锋，在我童年时代前后已经突然冲到中国；它冲破了我们的道德宇宙，破坏了我们的安定生活；《西潮》所讲的正是这些故事。
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产生道德宇宙的果实。科学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园成长，在基督教教条或中国的道德观念之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科学。
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全力以赴，需要对超越人世以外的真理持有梦寐以求的热忱；并且有赖于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思维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无论身心，均须不辞劳瘁，愈挫愈奋。换一句话说，科学是人的整个灵魂从事知识活动的结果。仅凭玩票的态度，或者偶尔探讨大自然的奥秘，或者意态阑珊，不求甚解，绝不可能使人类荣获科学的桂冠。
在另一方面，我们绝不可忘记中国旧的道德体系，这个旧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书五经、一般文学、雕刻、音乐、家庭、戏剧、神佛、庙宇，甚至玩具，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道德观念如忠、孝、仁、义、诚、信、中庸、谦冲、诚实等等都曾对中国人的心情个性有过重大贡献。现代科学所导致的知识上的忠实态度，自将使儿千年来道德教训所产生的这些美德，更为发扬光大。
一片新的知识园地将与新的道德观念同时建立起来，以供新中国富于创造能力天才的发展。我们将在儒家知识系统的本干上移接西方的科学知识。儒家的知识系统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而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归趋；西方的科学知识系统也同样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但以事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归趋，发展的方向稍有不同。
道德宇宙与理智宇宙将和在西方一样在中国平行并存，一个保持安定，一个促成进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觅得中庸之道。
（三）中国人的人情
我们说，学以致用，那么所谓“用”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大原则：第一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第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
这是为世俗所熟知的，亦即《左传》里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这两大原则是先贤圣哲几千年来训海的总结，他们所说所论，最后总是归结到这两点。学者们从先贤学到这些原则，然后又把所学传播给老百姓。老百姓在这种影响之下已逐渐而不自觉地形成一种重常识与重人情的心理。他们根据上述两大原则，随时要问这样东西有什么用，那样东西有什么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批评家说这是消极的，“已之所欲，施之于人”才算积极。不错，这说法很正确。但是中国人基于实际的考虑，还是宁愿采取消极的作风。因为坚持积极的办法很能惹出麻烦，消极的作风则可避免麻烦。
中国人多半乐天知命。中国人如有粗茶淡饭足以果腹，有简陋的房屋足以安身，有足够的衣服可以御寒，他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安于俭朴生活的态度使中国亿万人民满足而快乐，但是阻滞了中国的进步。
中国人深爱大自然，这不是指探求自然法则方面的努力，而是指培养自然爱好者的诗意、美感或道德意识。
中国人因为热爱大自然的美丽，同时感觉大自然力量之不可抗拒，心里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宿命论。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大自然不会改变它的途径。因此，洪水和旱灾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人们不得不听任命运的摆布。既然命中注定如此，他们也就不妨把它看得轻松点。天命不可违，何必庸人自扰？我们发现中国的许多苦力也笑容满面，原因在此。苦难是命中注定的，何不逆来顺受？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表现了无比的忍受艰难困苦的能力，秘密就在此。尽力而为之，其余的听天由命就是了。你最好乐天知命。秋天的明月、六月的微风、春天的花朵、冬天的白雪，一切等待你去欣赏，不论你是贫是富。
## 第三十四章 二次大战期间看现代文化
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工业的工作上，中国需要时间和有利的条件从事试验。这些条件就是和平和安全。国内和平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国家安全则有赖于国际间的了解。
德国人在物质发明上的确称得起能手，但是在人事关系上却碌碌无能。我想，这或许就是他们无法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因。他们透过望远镜或显微镜看人，目光焦点不是太远就是太近，因而无法了解人类的行为和情感。他们不可能把国际关系或人类情绪放到试管里去观察它们的反应。在人类活动的广大领域里，德国人常常抓不到人性的要点或缺点。他们已经发展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特殊才智，但是欠缺常识。他们的特长使他们在科学上穷根究底，对世界提供了许多特妹的贡献；但是他们在常识方面的欠缺，却使德国和其他国家同受其害。
英国人刚刚与德国人相反。他们是个常识丰富的民族，也是应付人事关系的能手。他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以及有关的政策富于弹性和适应性。他们从来不让绳子拉紧到要断的程度。如果拉着绳子另一端的力量比较强，英国人就会放松一点免得绳子拉断。如果拉着另一端的力量比较弱，英国人就会得寸进尺地把绳子拉过来，直至人家脱手为止。但是他们绝不会放弃自己拿着的这一端——他们会坚持到底，不顾后果。在国际关系和殖民政策上，英国人的这种特性随处可见。
英国人的特性中，除了弹性和适应性之外，同时还有容忍、中庸、体谅、公平以及妥协的精神。他们的见解从来不走极端，而且始终在努力了解别人的观点，希望自己能因此迁就别人，或者使别人来接受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爱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憎恶无法适应不同情况的刻板规律。
英国的拘谨矜持几乎到了冷酷的程度，这是英国人最受其他民族讨厌的一种特性，而且常常因此引起猜疑误会。这种特性使英国人丧失了许多朋友。但是当你对他们有较深的认识时，或者说当他们对你了解较深时，你就会愿意与他们交朋友了。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一项事实：英国的民主政治在联合王国达成统一之后才迅速发展，美国民主政治也是在南北战争之后才突飞猛进。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统一与安全同时并进时，有组织的民主政治才能实现。英国幸而是小岛组成的王国，四国有海洋保护着。在古代，外国侵入英国是不容易的，因此英国人得以永久安全，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民主实验。在民主的孕育和实验期间，英国的生存始终未受外来侵略的威胁。
美国的情形也很相似。北美大陆本身就是一个大岛，周围的海洋使它不受外来的侵略。从英国来的早期殖民者带来爱好自由的种籽，这些种籽遂即滋长为自由大树，海洋则保护了这些大树，免受外来侵略者的斧斤之扰。经过约100年的发荣滋长，美国的民主已经根深蒂固，不但人事方面普遍进行实验，即在物质方面也是如此，换一句话说，科学研究之风已吹遍美洲的每一角落。美国的民主固然由英国模型发展而来，美国的科学却受德国之惠不浅。
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英国学院和德国大学的混合体；打个比喻，美国的学术服装是由一件英国袍子和一顶德国帽子凑合而成的。美国大学里男女学生的友好相处，与交际自由，建立了自由研究的基础。知识不受严格的管制；人与人的关系是经由学生团体的自由接触而学到的；年轻一代的目光并未受到望远镜、显微镜或试验管的局限；凡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接受一种普遍文化的陶治。
在大学部和研究院里，美国学生普遍接受研究方法的训练。德国学者的彻底精神普受赞许与提倡
英国民主和德国精神在美国携手并进，相得益彰。
今后二三十年将是中国的兴衰关头。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要看我们有无远大眼光，有无领导人才，以及盟国与我们合作的程度而定。盟国与我们合作的程度，又要看我们国内的政治发展以及我们对国际授资所采取的政策而定。
孔子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教训，和孟子的民主观念，都使中国适于做一个不愿欺凌其他民族的现代民主国家。
中国在战后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科学方面应注重生产方法的应用，民主方面应强调国家的统一。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进步国家的孪生工具，也是达成强盛、繁荣和持久和平的关键。
中国人民深通人情，特别注重待人接物的修养，生活思想习于民主，这一切都使中国具备现代民主国家的坚强基础。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民主社会组织相当松泛。中国人对于个人自由的强烈爱好并未能与现代社会意识齐头并进。强烈的家族观念已经阻滞了使个人结合为广大团体的过程。不过这种褊狭的观念正在迅速衰退；现代社团已经在大城市里相继出现；进一步工业化之后，家族关系自将愈来愈松弛，个人社会化的程度也将愈来愈深。
在知识方面，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态度使她深通人情，但是也使她忽视概括与抽象的重要。她以诗人、艺术家和道德家的心情热爱自然，因而胸怀宽大，心平气和。但是这种对自然的爱好尚未推展到对自然法则的研究，人类要控制自然，必须靠这些法则作武器。以中国文化同化能力之强，她必定能慢慢地吸收西方在科学上的贡献；以中国天然资源之富，人民智慧之高，科学的发展将使她前途呈现无限光明。物质文明发展之后，她的道德和艺术更将发扬光大；她的文学和哲学也将在现代逻辑方法和科学思想影响下更见突出而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