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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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保守的意大利思想家也提出过反对民主的不同论点。他们主张，开放选举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正民主是无法实现的。最早阐述这一观点的是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他指出， 不同类型的政权--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在实际生活中没什么差别，因为归根结底都掌控在精英之手。“政治阶级”会在各式制度下维护自己的权力，在民主制度下也会做同样的事。即使“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毫无疑问也是官员管理的”。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即帕累托最优定律的发明者，经济学学生应该很熟悉)也认为，不管政权类型为何，继续行使支配权的仍是精英。他根据自己对收入分配的统计研究，定出一条帕累托定律: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20%的人口总是拥有80% 的财富。这就好比是自然规律，因此，以政治措施来加以补救的努力， 如扩展选举权或再分配收入，都是毫无意义的。[13] 
这些保守的意大利思想家提出马克思论点的一个变种，即正式民主的出现和选举权的扩展不会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只会以不同形式保持精英的支配地位。莫斯卡和帕累托认为，不同的制度并不会改变这种状况，所以赞成维持现状。马克思当然认为，解决办法是无产阶级革命。他的追随者在20世纪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共产党革命后，继续尝试设计一种真正平等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意大利思想家被证明是正确的:共产主义没有消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也没有终止精英的压迫，只改变了掌权者的身份。
p385
民主国家的选民并不总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短期内。目前尚不清楚，解决当代治理问题，是否在于不断提高大众的参与程度。如政治学家布鲁斯·凯恩(Bruce Cain)指出的，大部分选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或专业知识，来仔细研究复杂的公共政策。尽管为了鼓励更高层次的民主参与，通过如公民投票一般的机制，把更多议题放在选民的面前，但结果却往不是民意的准确表述，而是组织最好资源最多的团体对公共空间的支配。[135]创建择优的官僚体系， 最终对公众负责，又不受制于民主政治的变幻莫测，是当初反对民主扩展的论点之一，只是现在已被遗忘。
p396
恰如19世纪欧洲迈向民主的冲动被引上民族主义的岔道，中东的大众动员同样也有可能遭到宗教的劫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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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把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第三波转型当作阿拉伯之春的先例是带有误导性的。提供更好模型的，反而是欧洲从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到民主的备受折磨的漫长旅途。希望自由民主制很快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的人，在这一类分析中找不到任何安慰。我们只能希望， 如果它真的发生，无须花费像欧洲那样长的间。19世纪欧洲没有现成的民主经验，也没有清晰的制度模式可以遵循。当代中东就不一样了，以法律和民主对权力的制约来平衡强大的国家，已成全世界的规范。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得依赖于建立一系列互相勾连的复杂制度，后者又要借助于经济和社会条件在性质上的转变。稳定民主的社会基础在1848年的欧洲尚未存在，在今天中东的许多地方，可能尚未存在。
p210
应对中产阶级衰退的恰当方法不一定是德国体系，或其他的特定措施。唯一真正的长期对策是新教育体系，让绝大多数公民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和技能。如果要帮助公民作出灵活调整，以适应不451 断变化的工作条件，就需要同样灵活的国家和私人机构。但现代发达民主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发僵化，使制度调整变得越来越难。事实上，所有的政治体系--过去和现在-都易于产生衰败。自由民主的体制曾是成功和稳定的，但不等于会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