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世界文学

丹姆洛什这个定义里突出的是“流通”的概念。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如何优秀，无论在其原来的语言文化里多么重要，如果只在其自身的语言文化传统里流传，没有进入世界的阅读范围，那就还只是某一民族文学里的作品，而不是在别的语言文化范围内也广泛流通的世界文学。（49）
其实在欧洲文学传统中，翻译起过重要的作用，许多“小”语种里的大作家，其著作也是通过翻译才得以广为流传。
安德烈•勒夫费尔说：“很多用‘小’语种的语言写成的作品，如斯特林堡的戏剧，如果没有用具权威性的语言推出，就不可能属于‘世界文学’，在这个案例里是法语。同样，易卜生的戏剧作品并不是以他原文的挪威语流传到整个欧洲，而是由柏林的人民剧院用德语演出才遐迩闻名。”正是在这一点上，世界文学和传统的比较文学很不相同。（51）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世界文学本身就是超出自身语言文化范畴在国际上流通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往往要通过翻译才得以流通，所以翻译成为世界文学定义的一部分，在世界文学研究中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52）
正当世界文学的兴起使非西方文学经典可以通过翻译超出自身语言文化的范围，在世界上更广阔的范围内流传，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时，那种反对英语“霸权”、反对把非英语文学经典翻译成英语的理论，看起来似乎政治正确，似乎很是激进，但实际的结果却恰恰会使非西方的文学经典不能通过翻译在世界上流通，不能为世界上更多的读者所认识和欣赏，也就继续保证西方文学经典才是唯一在世界上流通的经典，是无可挑战的世界文学经典，于是具有真正“霸权”的地位。（56）
基于“不可译性”概念对世界文学和翻译做出批判，也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艾米丽•阿普特尔，她认为世界文学和翻译研究都忽略了“不可通约性和很多人所说的不可译性”，“轻视了不可译者的权利”，还说“世界文学在核心当中完全遗忘了不可译的东西”。有些词或词语在另一种语言里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所以在技术层面说来，这些词和词语是不可翻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间语无法使说另一种语言的人理解。通过注释、评注、解释、译音、外来语等多种办法，任何词语都可能在另一种语言里让人明白其含义，所以说到底，那些没有对应词语的表达还是可译的。（58）
乔治斯坦纳：无论在语言内部还是在语言之间，人类的通讯都等同于翻译。
然而阿普特尔所说不是技术层面上不可译的词语，而是概念层面上的不可译性，是哲学或神学意义上的不可译。一个哲学上的难题是概念上的困惑，然后也是一个宗教观念，是神圣之默然，是神秘宗之言语道断，是不可言说也不可表达的道或逻各斯。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里，把全书主旨做了有名的总结。他说：“凡能言说的就能够说得清楚；凡不能言说的，就该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在此书的中间部分和结尾，还重复了这一陈述。很明显，维特根斯坦以及在他影响之下的维也纳小组和英美分析哲学，都专注于思维和语言精确性的问题，因为按维特根斯坦所说，哲学要做的就是“使思想明确，能够清晰界定，否则思想就会含混不清”。（60）
我们如果再读多一点维特根斯坦的书，就发现他曾经明确区分哲学和文学的语言，承认诗的表达形式与哲学的陈述不同，是独特而不可替换的。（62）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神秘宗都有互相矛盾的两种办法来回应所谓“神圣的不可译性”，一种是沉默不语，神秘幽深，另一种则是用更多的词语来言说那不可言说者。在先秦诸子的各类典籍中，否定语言最为彻底的莫过于庄子，可是《庄子》一书却用了无穷无尽诗意的想象、各种丰富优美的比喻和生动的寓言来言说那不可言说之道。于是最彻底否定语言者莫过于庄子，而最具诗意、最能巧妙使用语言者，也莫过于庄子。（64）
苏珊•巴斯内特说得对，对梵努蒂而言，翻译的“外国化”是“可以挑战英语霸权的一种战略性的介人”，而“本国化”，即流畅可读、似乎透明的译文，则是“一种言语策略，具有种族中心式的暴力和欺骗性，因为这种译文通过透明的幻觉而隐蔽了暴力”。在翻译研究中，“外国化”于是在理论上好像比“本国化”处于更高的地位，流畅可读的译文反而受到质疑，而读来不顺畅而拗口的译文，反倒是更好的翻译。但在翻译实践中，这几乎是自我否定，因为这个观念要求译文变成自己的反面，即读不懂的外文原文。（67）
强调所谓 “外国性”的“外国化”，不过是西方人的看法，并不一定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必然高于可读性强的“本国化”的译文。不仅如此，“外国化”一旦和关于外国“他者”的一套偏见结合起来，就可能对外文原文施用另一种暴力，即把外国的东西变得特别奇怪，具有根本的差异性，似乎神秘难解，甚至是非我族类。（68）
然而中国古诗虽然含蓄，在文中不必用表达逻辑或语法关系的介词、连接词等，但会读诗的中国读者在阅读经验中，会自动意识到这类关系，在想象中把文字提供的基本框架充实完成，产生一个完整的图像和意义连贯的理解。但这并非是中国文言或中国古诗所独有的特点，因为在讨论西方文学一部重要著作里，埃利希•奥尔巴赫就指出，《圣经》的语言也非常简练、含蓄，《圣经》文本有很大部分都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只是“突出某些部分，其余部分则留在暗处，语焉不详，暗示那未说出的，具有‘背景’性质，有多义性，也就有解释的需要”。（72）
把中国诗译成这种“外国化”半通不通的“洋泾浜英语”，就只能是把中国诗放逐到那稀奇古怪、具异国情调而仅供西方人去赏玩的东方“异托邦”（heterotopia）里，在那里中国人好像都是些语言不通的外国人，说不了一个完整句子，讲起话来好像脑袋有毛病。（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