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的新秩序

    这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实际上，袁绍和曹操都是不同凡响的军阀，他们对战后重建也都有自己的打算和看法。袁绍当然要走士族路线，恢复代表士族利益的旧秩序，这是他们那个阶级赋予他的使命。
    曹操却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至少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政治上也必须有所更新。他在战后颁布一系列的法令，主张抑制兼并，以法治国，唯才是举，甚至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观点，就是证明。
    曹发之别，即在于此。
    换句话说，董卓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袁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所以，曹操和袁绍要联合起来反对破坏秩序和扰乱天下的董卓，却又会在董卓之后分道扬镳，甚至决一死战。
    因此，官渡之战不仅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更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在社会地位上，是士族与寒族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是儒家与法家之争。这里面没有调和的余地。袁绍胜，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胜，新政权和新秩序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