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处

人民出版社：
    偶见本社正在拟订离退休干部后事料理办法，想到老人每有猝然发病不辞而别，特将自己的后事安排预告如下：
    一、本人与家属对组织无任何要求，子女早已自立，老妻有退休金可领，不虞衣食，只请协助接洽火化，并取回骨灰交付家属收存。
    二、我自拟讣闻，请用稍微好一点的纸张铅印一二百份，并请按照我留下的名单寄发。务请不要印发任何行述。我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一生所作所为不足道，何况还说过不少错话，办了不少蠢事。生于今世，很难有人能够逃脱这种历史的嘲弄，绝非一篇行述清算得了。诿过饰非，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日后若搬家，请借用汽车，免不了还有其它一些麻烦事，统请关照，为托。
    致
    诚挚的敬礼！
    范用
    1989年2月1日
家父范用（鹤镛）于月日时分辞世。遵从他的嘱咐，不追悼，不去八宝山，遗体捐供医用。他留下的话：“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若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
何其芳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出版社从经济上去接济一些贫病的作家、艺术家，但须特别注意方式，采用约请写稿的办法预付作家稿费，这样，作家不至于拒收。至于以后是否交稿，不必催问，只要把钱送到就算完成任务。
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迁往香港，每期寄纸型到上海，都是通过陶汝良的关系找印刷厂印刷。有些书稿还由中国印书馆帮忙排版，把原稿中的“毛泽东”排成“王泽东”，付印时再把纸型上的“王”字挖改为“毛”字，这些都是陶汝良冒着危险做的。可以说，范用当时在上海的很多工作都是运用各种社会关系，依靠许多朋友才能完成的。
“人民与三联，名义还是两个，故两者间要分工，要以三联辅助人民”；“以出版物的范围言，人民着重于精审的政治书籍（包括通俗的政治读物），其范围是政策文件、领袖言论、马列主义理论、政治时事、哲学法律；三联着重于财经与历史，其范围是财经书籍、历史及传记、地理、通俗的社会科学读物”。
他说，俗语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后’，三联书店这块招牌当作纯粹的附属品，那样做使得编者、作者、译者心里都不痛快，不如设立一个小小的机构。他说，有些书稿不好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当然也可以用三联名义，但三联编辑部总要有自己的方针，自己的计划，这样才能调动著译者和编辑的积极性。”
所谓“按三联以后方针”，就是前述中宣部指示：“使党员和非党员作者的各种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的作用的作品都能印出来。”
陈翰伯总结《读书》的四种性格为“解放思想、平等待人、提供知识、文风可喜”。
在《读书》最初的五六年里，陈翰伯的坚定高远，陈原的灵活机智，范用的雷厉风行，倪子明的专注持重，共同塑造了这个别具个性的刊物，创造了意想不到的辉煌（其他编委也各自发挥了作用）。陈平原揣测：“《读书》的办刊方针，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神往的是《语丝》。”
书话名家唐弢认为，写书话需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它给人知识，也给人以艺术享受；书话虽然有资料的作用，但光有资料不等于书话。
杂文自古有之，是散文的一种，是一种“文艺性论文”，杂而有文，以短小、活泼、鲜明为特点。写作内容面广，有关社会生活、文化动态以及政治事变的杂感、杂谈、杂论、随笔，都可归人这一类。
当时人民出版社有个不成文的做法：凡作家文集一类图书，出版时一般采用硬壳精装
田家英<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为自己的书斋起名为“小莽苍苍斋”，因他对“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非常敬仰，特借用谭氏书斋名“莽苍苍斋”，前冠以“小”字，既是为了区别，也是尊重前辈之意。
陈白尘在文章中沉痛地写道：“一位朋友安慰我：伟大的作家到晚年都是写散文和回忆录之类的。这自然很好听。但在伟大的作家则可，他们已经完成巨著之后……
我那本《幽默·讽刺·漫画》许多大城市都很难买到，多早已售空…我在沈阳出版那本《笑的艺术》却是到处可买到的，我想是沾了书名的光。新华书店业务干部的水平，仅止于懂得“笑”，而不大懂“幽默”的。以后出书，还得考虑到书名问题。以后出漫画书，不管什么内容，都可含糊地定名为“她的匕首”“娇娜的投枪”“带血的刺”“笑不笑由你”…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是苏轼的名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刊物名叫《水》，因为他们喜欢水的德行，正如张家三女婿沈从文说的：“水的德行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侵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不受它的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无坚不摧。”
还有我家住在“后”杨棒，不是“前”拐棒。您“前后”不分还不要紧，如果左右不分就要成问题了。
您可能信封、信是两次写的；一次“酒醉”，一次“酒醒”，哈哈！
“十足糊涂虫，‘前后’拎勿清”。可是你很谦虚，“一事未曾夸耀过，祖宗原是范希文”。
他预约的贺词每句只有三个字。冰心的题词是“寿而康”，启功的题词是“万事吉”，顾廷龙的题词是“日月长”，俞平伯的题词是“共此时”，黄苗子的题词是“春长在”，刘海稟的题词是“若比邻”…用到贺年片上，三个字以外再配上一幅画。
    丙寅年范用请华君武画了个“老虎读书改邪归正”；乙丑年请黄永玉以极简的图案手法画了头老黄牛，后来《新民晚报》用它作为《未晚谈》的栏头饰画。黄永玉的这张画稿范用一直收藏着。到他离休，有两幅预约题词未及用上，一是唐弢的“仁者寿”，一是陆俨少的“满庭芳”，有些遗憾。
    范用有一种本领：把作者变成朋友，或把朋友变成作者。他曾说：“要同作者做好朋友，书刊要靠朋友写稿，越多朋友越好，没有好朋友支持，就做不好出版。要尊重作者，你不要随便改动作者的稿件，错白字当然要校正，但别人的意思千万不能动。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一定要同作者商量研究，真的需要改动也只能由作者自己去改，因为我们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是对的。多听听作者的意见，要理解他们的真意所在。你尊重朋友，朋友也会尊重你。”
如古人所云：“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我们的联谊之情将如青山绿水般的连绵不尽。我们的年龄固然已老，这是自然规律，生活着只要对人生追求是高尚的，便是我们最大的快慰。我们深信，以韬奋为代表的一代出版工作者在战斗中结成的友谊永远是常青的。在我们每一个联谊会成员的心坎上，都不会忘记过去走过的路并寄希望于现在和未来。
    中国自古有许多爱书的君子，他们的言谈行状被记录下来，成为美谈。据黄裳考证，宋代诗人尤袤自称他藏书的目的是，“饥饿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后代有学人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四当斋”。范用爱书，堪比古人，爱到了吝啬的地步。
这些“怪癖”是“其来有自”的，古代藏书家曾说：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修…
这张贺年片背后录了一首王安石的《孤桐》诗，是张白山先生书赠范用的：“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刘再复认为这首诗很能看出范用的风骨，而这是离范用万里之遥（时刘再复在美国）才更为深切感受的，同时，他还感受到范用那种酷爱书、读书能真读进去的罕见的书痴性格。
他读自家老祖宗文正公范仲淹《与中舍书》，“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往来”，很有感触，写文章时说：“一梦七十年，梦里不知身是客。赤条条来，归无中去。但愿书长久。”
写信就是写信，把事情讲清楚，把意思和感情表达出来就行了，不是写文章。这大概就是洪桥先生说的“求真”吧。只是我信里所讲的，毕竟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事，怎么看也是一张发黄的褪了色的照片，它只是想告诉小朋友一热爱生活吧！
中华书局的标记，两支麦穗一本书，表示书是精神食粮；开明书店的标记，旭日之下一本打开的书，寓意开卷光明；天马书店的标记，一匹展翅腾飞的骏马，天马行空；良友图书公司的标记，一对白鹅，潜台词是友情应当是纯洁的；光明书局的标记，烛台上一支点燃的洋蜡，昭示黑暗之中，豆大的光亮也是可贵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标记，一座艺术雕塑，说明专出文艺书…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标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新知”标记里的那根火柴，点燃了读者的心。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标记是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的一幅版画：一个瘦弱的年轻人在路灯下读书自学。当时，范用刚失去父亲，家境困难，上不起中学，他想，自己也会这样去读书，上进。1939年，生活书店换了新的标记：三个工人朝一个方向抡铁锤，很美，而且有新的含义。他很想把这些标记集中起来收藏，可是舍不得撕书，也买不起书。后来亲自设计书籍，他对在封面放置标记是很上心的。他认为，这些标记既是美术的，又有着深刻含义。
我最大的毛病是性子急，脾气不好，常常得罪人。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我想，做事勤快，为人坦直，可以算两条。我厌恶说假话（对敌人、坏人、不可靠的人，不能讲真话），厌恶势利眼。我唯一的爱好是看书看报，一天不看，难过得要命，这大概跟我干出版这一行有关。此外，我还喜欢唱歌，听音乐，是个“漫画迷”，还喜欢游泳，喜欢交朋友，跟年长的人在一起，我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跟年轻人在一起，我这个老年人也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