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人格与人格障碍

一、人格:
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就人格的存在展开了一场学术争论，这让人联想起天性与教养的争论。一些心理学家主张，行为更多的是与情境因素相关而非与人相关，但是现在普遍认为两者都重要并且会相互影响(Kenrick & Funder, 1988; Rowe, 1987)。
人格的遗传学研究相当广泛，在几本著作(Benjamin, Ebstein, & Belmaker, 2002; Cattell, 1982; Eaves, Eysenck, & Martin, 1989; Loehlin, 1992; Loehlin & Nichols, 1976; Wright, 1998)和几十篇综述（如，Turkheimer，Pettersson & Horn，2014）中都有所介绍。
Turkheimer, E., Pettersson, E., & Horn, E. E.(2014). A phenotypic null hypothesis for the genetics of pers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1), 515—540. doi：10.1146/annurev-psych-113011-143752
二、与人格相关的两个重要结论:
四十年前，一项涉及750对青少年双胞胎和几十种人格特质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得出了两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主要结论(Loehlin & Nichols, 1976)。第一，几乎所有的人格特质都表现出中度的遗传力。这个结论可能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你可能会预期某些特质有较高的遗传性，而其他的则根本没有遗传性。第二，尽管环境差异也很重要，但实际上所有的环境差异并没有让在同一家庭成长的孩子比在不同家庭成长的孩子更具有相似性。这类环境效应被称为非共享环境。第二个结论同样令人惊讶，因为自弗洛伊德以来的人格理论都认为父母养育在人格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共享环境作用。这一重要发现在第7章进行了讨论。
三、人格的遗传性:
1.大五人格:
外倾性和神经质的遗传结果的总结参见表16.1(Loehlin, 1992)。在五个不同国家进行的五项大型双生子研究，总的样本规模达24000对双生子，结果表明存在中度的遗传影响。同卵双生子的相关性约为0.50，异卵双生子则约为0.20。分养的双生子研究也表明存在遗传影响，外倾性的收养研究结果亦然。

收养研究所发现的遗传影响要低于双生子研究。在两个大规模元分析中，所有人格特质的遗传力被估算为40%(Polderman et al., 2015; Vukasovic & Bratko, 2015)。后一项元分析也证实了表16.1的结果，与家系和收养研究(22%)相比，双生子研究显示较高的遗传力估算值(47%)。收养研究的遗传力之所以低于双生子研究，可能是由非加性遗传方差所导致的，它使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性是异卵双生子之间及其他一级亲属之间相关性的两倍以上(Eaves et al., 1999b; Eaves, Heath, Neale, Hewitt, & Martin, 1998; Keller, Coventry, Heath, & Martin, 2005; Loehlin, Neiderhiser, & Reiss, 2003; Plomin, Corley, Caspi, Fulker, & DeFries, 1998)。这也可能是由于一种特殊的环境效应增加了同卵双生子的相似性，意味着双生子研究中的遗传力估算值可能被高估(Plomin & Caspi, 1999)。
对家系、双生子和收养研究中与该三个特质相关的人格测试数据进行了模型拟合总结，得出经验的开放性遗传力估算值为45%，认真性为38%，宜人性为35%，并无共享环境影响存在的证据(Loehlin, 1992)。
首次使用专门为评估FFM各因素设计的测试方法进行的遗传学研究，在分析合养双生子和分养双生子数据时发现，除了宜人性的遗传力比较低(12%)，其他四个特质的遗传力估算值很接近(Bergeman et al., 1993)。在其他的双生子研究中，所得出的FFM各因素遗传力均达到约40%左右，包括宜人性(Franic, Borsboom, Dolan, & Boomsma, 2014; Jang, Livesley, & Vernon, 1996)。最近比较热门的是对FFM中认真性维度的研究，认真性在教育界普遍被认知为“毅力”。毅力，可以预测人的学术成就，被认为比其他预测因子（比如智商）更具可塑性；毅力的培训已经被美国和英国的教育部门放在了首要位置(Duckworth & Gross, 2014)。然而，最近的一项双生子研究表明从遗传学角度来看毅力和认真性为同一特质，而且得到和其他特质一样的结果：具有中度的遗传影响，并无共享环境影响(Rimfeld, Kovas, Dale, & Plomin, 2016)。
尽管如此，FFM各因素内部的子特质表现出其他子特质所不具备的重要的独特遗传变异，这表明存在着比FFM因素更多的人格(Frani[插图]et al., 2014a; Jang et al., 2006; Jang, McCrae, Angleitner, Riemann, & Livesley, 1998; Loehlin, 1992)。
2.共享环境的作用:
例如，有研究表明共享环境的影响可能对于人格的极端化有更重要的作用(Pergadia et al., 2006b)。还有研究提出，收养研究的数据发现了更多共享环境影响存在的证据(Matteson, McGue, & Iacono, 2013)
3.综述:
运用人格问卷进行的遗传学研究得到的最令人惊奇的发现之一是，所有的人格特质表现出中度的遗传影响（通常约为40%的遗传力），并几乎不存在共享环境影响。
所有人格特质的遗传力均是中度的这个结论，被基于SNP技术的自陈问卷调查的人格遗传力估算结果所支持，估算值约为10%(Genetics of Personality Consortium et al., 2015; Rietveld et al., 2013a; Verweij et al., 2012; Vinkhuyzen et al., 2012a)，其中包括对FFM因素的分析(Power & Pluess, 2015)。
四、自尊的遗传性:
自尊，也被称为自我价值感，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它曾经被认为是人格的一个方面，且仅归因于家庭环境并不受遗传因素影响(Harter, 1983)。然而，在双生子和收养研究中得到了典型的人格研究结果，在儿童期(Neiderhiser & McGuire, 1994; Van Ryzin et al., 2015)、青春期(Kamakura, Ando, & Ono, 2007; McGuire, Neiderhiser, Reiss, Hetherington, & Plomin, 1994; Neiss, Stevenson, Legrand, Iacono, & Sedikides, 2009)和成人期(Roy, Neale, & Kendler, 1995; Svedberg et al., 2014)，其遗传力均约为40%且并无共享环境影响。
五、社会关系与遗传性:
1.父母与子女:
如第8章所讨论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们的温情（比如感情和支持），始终显示遗传影响。在很多双生子和收养研究中发现了相似的结果，指出大量的遗传影响存在于绝大多数关系中，不仅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之中，还在同胞、同伴、朋友和配偶之间的关系中(Horwitz & Neiderhiser, 2015; Plomin, 1994)。
2.浪漫关系:
与亲子关系一样，浪漫关系在多个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比如亲密和激情。对浪漫爱情模式的第一项遗传学研究非常有意思，因为研究表明不存在遗传影响(Waller & Shaver, 1994)。双生子平均相关性从六项衡量角度（例如，伴侣关系和激情）来看，同卵双生子相关性为0.26，异卵双生子相关性为0.25，这意味着存在一定的共享环境影响，而不存在遗传影响，与人格的典型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类似的结果在对配偶选择的初始吸引的研究中发现(Lykken & Tellegen, 1993)。换而言之，遗传可能并不作用于我们对浪漫关系类型的选择。尽管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遗传对初始吸引的作用，但研究者认为当考虑浪漫关系的质量时，遗传因素起重要作用。目前有几项对已婚或者长期同居的双生子进行的关系质量调查的研究，采用自陈报告、伴侣报告、观察者报告的测试方式；这些研究得出了从15%到35%不等的遗传力估算值，并无共享环境影响(Spotts et al., 2004, 2006)。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在影响关系质量遗传变异的因素中，人格占了近乎一半(Spotts et al., 2005)。因此，尽管遗传因素可能不影响我们对浪漫关系类型的选择，但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这些关系的满意度。
六、政治、宗教态度的遗传性:
最近一项的元分析涉及来自五个国家12000对双生子参与的九项研究，该分析证实了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各方面的结果，遗传力估算值为40%，共享环境估计值约为20%(Hatemi et al., 2014)。遗传对政治态度的影响与遗传对传统人格特质的影响相关，但是纵向分析表明人格特质并非其因(Hatemi & Verhulst, 2015)。
遗传学研究超越了政治态度范畴，延伸至政治行为范畴(Fowler & Schreiber, 2008; Hatemi & McDermot, 2011)。例如，一项美国大型双生子样本的研究发现政治党派识别主要出于共享环境影响，而政党认同的强度同等的受遗传和共享环境影响(Hatemi, Alford, Hibbing, Martin, & Eaves, 2009)。其他研究报道指出，政治参与是可遗传的(Baker, Barton, Lozano, Raine, & Fowler, 2006; Fowler, Baker, & Dawe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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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从青春期到成人期，宗教的遗传力增加，共享环境影响减少(Kandler & Riemann, 2013; Koenig, McGue, Krueger, & Bouchard, 2005)。
七、行为经济:
遗传影响存在的证据也在对工作价值观(Keller, Bouchard, Segal, & Dawes, 1992)和工作满意度(Arvey, Bouchard, Segal, & Abraham, 1989; Judge, Ilies & Zhang, 2012)的双生子研究中发现。

最近行为经济的遗传学研究也开始关注以经济学为核心的其他行为，比如投资者行为(Barnea, Cronqvist, & Siegel, 2010)、财务决策制定(Cesarini, Johannesson, Lichtenstein, Sandewall, & Wallace, 2010; MacKillop, 2013)、慈善行为(Cesarini, Dawes, Johannesson, Lichtenstein, & Wallace, 2009)、自体经营和自主创业(van der Loos et al., 2013)、经济冒险(Le, Miller, Slutske, &Martin, 2010; Zhong et al., 2009; Zyphur, Narayanan, Arvey, & Alexander, 2009)。
八、人格障碍:
双生子研究发现神经质和内部精神疾病共享的遗传因素占遗传风险的三分之一到一半(Hettema et al., 2006; Kendler & Gardner, 2011; Mackintosh, Gatz, Wetherell, & Pedersen, 2006)。另一项研究报道神经质和重度抑郁症的遗传相关性约为0.50(Kendler et al., 2006a)。在早先的多元遗传学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Eaves et al., 1989)。
九、反社会行为:
与其他人格障碍相比，更多的遗传学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反社会人格障碍(ASPD)。ASPD包括为了个人利益或快乐而违反法律、撒谎和欺骗他人这样一些慢性行为，但也包括更多认知的和人格本位的标准，比如冲动性、侵略性、无视自己和他人安全，和缺乏对伤害、虐待或盗窃他人的懊悔。
该障碍的患病率在选择性的人群中要高得多，比如在暴力罪犯占主体的监狱中，47%的男囚犯和21%的女囚犯有ASPD(Fazel & Danesh, 2002)。类似地，ASPD在酒精或其他药物治疗的患者中的患病率比一般人群要高，表明ASPD与物质的滥用和依赖之间存在联系(Moeller & Dougherty, 2001)。
对反社会行为的52项独立双生子和收养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存在显著的共享环境影响(16%)、包括加性和非加性影响在内的显著遗传影响(41%)和非共享环境影响(43%)(Rhee & Waldman, 2002)。但是，最近更多的元分析提示比上述结果略高的遗传力在50%到60%之间；而共享环境影响则与之前的结果类似，约为15%(Burt, 2009a; Fergus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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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经典的关于犯罪行为的双生子研究招募了出生于1881年至1910年之间的丹麦男性双生子(Christiansen, 1977)。从一千多对双生子身上得到证据表明刑事犯罪受遗传影响，男性同卵双生子的总体一致性为51%，男性异卵双生子的一致性为30%。在多项成年人犯罪的双生子研究中发现，同卵双生子一致比异卵双生子之间更为相似(Raine, 1993)。同卵和异卵双生子的平均一致性分别为52%和21%。最近一项20000多对瑞典双生子的研究得出所有刑事犯罪的遗传力为45%，暴力犯罪、白领犯罪和涉财犯罪的遗传力相似(Kendler et al., 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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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被收养者研究法进行的最佳研究之一是，丹麦最先开始的在1924至1947年期间对14000多名收养者进行的研究(Mednick, Gabrielli, & Hutchings, 1984)。运用法庭定罪作为犯罪行为的一项指标，研究者发现遗传影响以及基因型-环境的互作，如图16.3所示。如果被收养者的亲生父母有刑事犯罪，那么被收养者有犯罪行为的风险更高，该结果意味着存在遗传影响。与刚才提到的双生子研究不同，该收养研究（以及其他研究）发现涉财犯罪受遗传影响，而暴力犯罪则无遗传影响(Bohman, Cloninger, Sigvardsson, & von Knorring, 1982; Brennan et al., 1996)。同时也发现了基因型-环境互作存在的证据。有刑事犯罪的养父母对被收养者的犯罪行为并不产生影响，除非被收养者的亲生父母也有刑事犯罪。最近一项列入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的被收养者研究发现，如果被收养者的亲生父亲或亲生母亲曾经被逮捕过，那么被收养者明显比亲生父母从未被逮捕的被收养者更容易多次被逮捕、被判缓刑、被监禁和拘捕(Beaver, 2011)。

十、反社会行为与物质滥用:
瑞典一项有关犯罪的收养研究采用了被收养者家系研究法发现基因型-环境互作存在的证据，同时也发现犯罪与酗酒之间存在值得关注的互作，酗酒极大地增加暴力犯罪的可能性(Bohman, 1996; Bohman et al., 1982)。如果被收养者的罪行与酗酒无关，那么其亲生父亲的犯罪风险不会变大。这些结果表明遗传对犯罪行为起作用，但是不对酒精相关犯罪起作用，后者可能更具暴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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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双生子研究表明，该家族性现象有部分归咎于有助于ASPD和物质使用障碍共现关系的遗传影响(Agrawal, Jacobson, Prescott, & Kendler, 2004; Fu et al., 2002; Hicks, Krueger, Iacono, McGue, & Patrick, 2004)。收养研究为ASPD和物质使用障碍之间的遗传联系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ASPD生物学风险更高的被收养男性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品行问题、ASPD和最终出现物质依赖(Cadoret, Yates, Troughton, Woodworth, & Stewart, 1995a)，这一发现也在被收养女性中得以重复(Cadoret, Yates, Troughton, Woodworth, & Stewart, 1996)。
十一、总结:
对外倾性和神经质的研究最为深入，虽然双生子研究得到的遗传力估算值比收养研究的要高，从双生子和收养研究中得到外倾性和神经质的遗传力估算值分别约为50%和40%。用人格问卷评估其他人格特质，也发现遗传力在30%到50%的范围内。既不存在任何特定人格特质的遗传力为零的可重复例子，也不存在任何比其他特质更具遗传力的人格特质。环境影响几乎完全归因于非共享环境因素。这些惊人的发现并不仅限于来自自陈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