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英伦

我愿意相信这三个半世纪的帝国繁荣，并不是出于哪一个人的擘画。谁能预先布置下这两个前后媲美的女皇，一个统治了四十五年，一个统治了六十四年？伊丽莎白、维多利亚，两个名字加起来岂不就等于大英帝国？当然，一个神秘主义的历史家可以对这些巧合附会着阴阳盛衰的道理，一个靠着水德的帝国缺不了女性的君主，但是，帝国的基础其实却在比较上极平凡的配合上：煤、铁和水。伊丽莎白在无意中得到了水上霸权，维多利亚也在无意中得到了利用煤铁的工业霸权。
维多利亚刚庆祝过她十八岁的生日，很疲乏地一觉醒来，皇位正在轻轻地打她的房门。她披着软绸的睡衣接受了帝国的宝座。这是1837年6月20日清早5点钟。这时候，科学已经把实用的技术带到了人间；瓦特的汽机（1770）、倭克瑞脱的纺锤（1771）、卡脱瑞脱的布机（1785）、富尔顿的汽船（1807）、史蒂文森的火车（1814），都已经替工业革命预备下一切必需的条件。维多利亚女皇坐上皇位时，英国十二里的多灵顿到斯多克顿的铁路已经通车。在她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电报也发明了。她无意地接受了科学的礼物。这礼物也出于她意料地带给了她一个历史上最大的帝国。
危险就在这里。维多利亚时代的膨胀是值得骄傲的，但是这却把英国置上了没有退路的绝地。她能永远占住水上的霸权，保持住殖民地，光荣是她的，不然，她就完了。这是每一个帝国的首相所不能或忘的格言。迪斯雷利创造了这局面，麻烦了接着他当政的每一个首相。而且这局面也愈来愈严重，因为英国没有独占煤铁和技术的可能。科学没有国界。它抵触着英国的愿望，在世界各地兴起了工业。每一个工业国家的兴起，都成了大英帝国的威胁。这威胁造下了帝国维护者的备战心理。丘吉尔在1924年就明白地说：“人类的故事是战争。除了简短的、朝不保夕的插曲，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和平；从历史开始以来，屠杀性的斗争是普遍的，而且是不会完结的。”
在这种无可退守的境地作战，英国自从获得霸权以来，从来不能容忍一个可能超过它的强权出现，当法国要抬头时，它立刻去扶持德国，当德国要抬头时立刻又去扶持法国。这种外交使欧洲永远处于分裂和萎弱的境地，英国的霸权才能确保不替。一直到1939年，这种基本的权力平衡还没有改变。可是以分裂、破坏、压制、残杀、战争来应付大英帝国的危险是消极性的，而且我们可以说是逆流的，是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相抵触的。人类并不能以维多利亚宫廷的光辉为止境，这并不是文明的极点，亿万细民还在穷困、恐怖中喘息，人类还得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维多利亚宫廷里的华贵和风雅。

人类并不能以维多利亚宫廷的光辉为止境，这并不是文明的极点，亿万细民还在穷困、恐怖中喘息，人类还得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维多利亚宫廷里的华贵和风雅。这却不是大英帝国所能许诺的世界。我们不能不承认英国在人类文化中的伟大贡献，科学、技术、民主、风度，哪一件不成为19世纪以来人民的模范；但是，她若一定要站在世界的前排，不能容忍别人争先，她也就成为文明的绊脚石了。我自然不是说英国人的心胸这样狭小，英国人从个别来说是最能尊重别人、容忍别人的，可是他们为了帝国地位的安全，却又是“无意”地着着走上和他们风格不合的方向。
科学和工业造成了大英帝国；也是科学和工业使大英帝国式微和没落。
人是会被过去的光荣所迷惑的。承认丑恶的现实需要勇气，而这勇气却不是被过去光荣所迷惑的人所容易得到的。
人是无法拒绝这种新的工具，不论这新的工具带给人的是烦躁还是满足。
战争是疾病，病后的世界，人心已经和以往不同。
以前可以用时间来冲淡的烦躁，现在却被飞机的速度所累积了。以前受得了，或是可以耐得住的，现在却成了不易承受的了，以前隐藏的，现在显著了。时代在前进。
现代的新秩序是诞生在四海一体的中古观念的否定中。列国的成立是新秩序的基础。主权的神圣，是带着宗教色彩的政治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标榜的主义不就是民族国家的独立么？
但是现在的英国人开始感受到一种外来的力量，这力量会决定他们的生活，而他们对这力量却并没有直接去左右的办法。这里有着一条国界，美国的选举是美国人的事。民主关在界线里，造下了这确乎不太合理的国际关系。
英国的传统是厌恶暴力的。他们最骄傲的是能用语言代替枪炮。
一个社会的真正改革，不在换个国旗，也不在换个宪法，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上，以前认为合理的被认为不合理了。
社会主义是一种看法，一种态度。在这里表现得很明白。传统的看法是个人英雄主义。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没有人想到希腊罗马的文化是无数奴隶，日夕劳动所累积出来的一种表现。只看见花，不看见泥土。因之，社会的报酬属于个人，属于少数的人，构成特权。表面上看似乎很合理。但是要花开得好，不应该把它剪下来，放在花瓶里，而是应该多加肥料在泥土里。特权的报酬是剪花的方式。社会主义是浇花施肥的方式，有好泥土，自会有好花。
我们有理想，就是每一个英国孩子，不管他父母的经济情形怎样，都得依他的能力得到他服务于社会最好的机会。我们先得把这个原则实现了，其他社会事业才有基础。
但是英国的特权阶级脑子里不单有个人的特权，还有一个国家的共同幸福。他们还宝贵英国文化里特有的作风，他们能及时退让。
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民主不过是一种烟幕，不过是“以财富获取权力”的公式。
“软心肠”的人愿意在别人性格中看取“有希望”的一方面。
这是我们英国可以引以自骄的一点。我们可以热情，一点不是假的，感激一个有功的人，但是就在这天，我们可以静悄悄地在选举柜前投下另一党的票子。人和政策是两回事，过去的功绩和将来的服务又是两回事。
英国人民的政治程度也许没有别国可以赶得上。他们每个公民都知道投票不是件发泄感情的动作，而是一项公民的责任，是决定自己和决定英国命运的大事，绝不能苟且。他们听各党的言论，比较各党的政策，从理智得到决定，冷冷静静地去完成公民的任务。这样，政治民主才有内容，不是个烟幕弹。这次美国的普选，不但弃权的人这样多，表示了不关心，随意人家摆布，或是消极的不知所从；而且据说有很多只因为“不满当前政府”为理由去投共和党票的。如果这是真的话，美国这两年来不能继续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并不是民主本身有问题，而是美国人民政治程度有问题，实行民主政治的困难，不在制度而在能力。
这个工业国家一穷，问题就多了。
当然，在他们所得的遗产中也有着无价之宝，那就是一个保证他们能放手试验他们社会主义的宪法、政治程度很高的公民、守法认真的国民性，此外还有一个健全的文官制度、一辈有效率的公务员。
社会主义并不是魔术，工党上台不能立刻把英国的经济健全起来。
这里面有着最漂亮、最动人的现代文学。我们尽管可以不赞成丘吉尔的政治见解，但是他的演说，从文学观点上去欣赏，没有人能否认他的成就。议员们演说时的声调、用字和论据都十分考究。而且英国人最喜欢掌故、幽默，甚至在谈话中用些有韵的诗文。
我提到这些琐事，一则是想告宥于读者，我文学的造诣不够应付这些佳句，而幽默是富于国家性的。硬要翻出来，不但毫无意义，反而会肉麻难堪，有失幽默本意。有不少原书的精彩处，因为这个缘故而节略了。二则我想借此说明英国政治是很别致的，也很难使别国人了解的。他们不但不会因为有人反对自己而弄得涨紫了脸，满面臭汗地叫嚣起来；更不会派了某种人向反对者加以软硬的威胁，甚至闹出丑恶的惨案。这些在英国政治里是不能想象的。他们相反地，在朝的觉得非有个反对党辩一下不够劲，不足以把各项政策的要义取悦于人民，不足以表演自己的口才与热心，所以他们不但尊重反对党，而且还要拿薪俸给反对党领袖，说他是和执政者一样在为人民服役。反对党如果反对得不尽力，会受人瞧不起，因为他没有尽责。在本书中作者屡次暗示到保守党的窘态，为的是保守党找不出好题目，好立场来攻击政府。工党不但不感激他们的“合作”，反而觉得他们“无能”。有这基本的民主修养，他们才能像两队足球队在球场上比球一般考究艺术了。巴力门是一个政治球场。议员们不但不感到辩论是“被骂”或是“应试受考”，而把这看成一个表演的机会。没有一个政治家不是在这政治球场上被人民挑出来负国家行政责任的。在这球场上不用手，不用脚，更不用墨匣、枪炮和手榴弹，只用嘴，只用话。于是，口才上的艺术也必然发达了。英国的文学，至少是散文和辩论文的发展，是有这种政治背景的。在别国，政治可以变成一个火坑、一个宦海，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可以望望而去；但是在英国，只要有这彬彬而文、温文尔雅的巴力门，就够吸引人才到政治里去了。以政治技术说，我总觉得英国确有独到之处。――可是正因为这个原因，使我这缺乏文采的笔在翻译这本描写英国政治球场的书时感觉到呆板和枯涩了。我虽竭力做到“达意”的标准，但决不够“传神”两字。
英国的政治别致的地方却在形式不很变，而精神却永远像流水般后浪推前浪。
旧瓶里装新酒是英国政治的法宝。他们喜欢古雅的瓶，但是，喜欢喝新的酒。
民主到现在还是这样渺茫。这和英国刚相反，他们可以容忍任何名字，但是内容上却不肯马虎。从专制政体变成了民主，从封建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现在又在从资本主义要想变成社会主义了。别人总觉得奇怪，为什么英国人能逐渐改变，不需要流血的革命。这历史上的疑案，答案可能是很多的，但是重内容、容忍旧的形式也是使他们不会发生突变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作风决不会性急的，他们宁可慢一些，决不愿意因为这个弊病而取消文官制度。
英国现在所实行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企图把有关国计民生的基本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使一国的资源能充分地为国家的利益而做有效的利用。
英国的工党是由工会的机构和实力加上费边社的才智和热忱而成熟的。费边社是少数知识分子研究政治经济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