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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是在学医的这一阶段，我开始从患者身上看到，贫穷如何撕扯着人们的生活，直到毁灭他们的一切。虽然我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在成长过程中未尝担忧过生活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抽象意义上的贫穷一无所知。我读了很多关于黑色风暴事件的书籍，也听了很多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故事，所以，我知道贫穷的分量究竟有几何。大学时，我的思想开始左转，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受到了许多革命社会主义者作品的熏陶，这些让我在理论层面对于社会正义有了基本的认识，也激发了我对于社会正义的热情。但这些认识一直都很抽象、不具体，直到我在患者身上目睹了贫穷给他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也就是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社会苦难。当我在硅谷腹地的圣克拉拉县医院儿科门诊轮转的时候，我遇见了许多从墨西哥移民过来的农场女工，还有她们营养不良的孩子。在看到他们的情况后，我实在是非常生气。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富裕国家里的这样一个富裕的地区，居然还会有孩子吃不饱饭？居然还会有父母买不起食物?而且，即便是他们亲自收割下来送到美国中产阶级餐桌上的那些食物，他们自己也买不起。这些孩子的免疫功能已经非常差，又长期饮用受污染的水，并暴露于高剂量的杀虫剂之下，寄生虫和感染性疾病在他们身上并不少见。儿科医生会给孩子们开些驱虫和抗感染的药物，但这些人真正需要的，应该是食物以及不那么危险的工作环境啊！医生也都知道这些，只不过在专业政策与制度下，他们不被允许提供这些东西罢了。
在急诊室时，我曾经和一些空巢老人交谈，他们的家人为了寻找工作机会，都搬去了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留下他们一个人生活。这些老人都非常消瘦，经常过着日开销低于一美元的日子。他们支付不起看牙医的费用，所以嘴里就像是废墟一样。而那时候，距离老年医疗保险计划田和医疗补助计划②的问世还有好多年光景，所以，即便是最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他们也支付不起。他们身上总是有各种典型的由贫困所致的慢性疾病：结核病、已经发展为巨大脓肿的皮肤伤口感染、未经治疗的肿瘤（包括一例非常令人难忘的面部溃疡型肿瘤，已经长得非常巨大，甚至无法进行治疗）。
就像他们的身体状况一样，他们的精神状况也非常糟糕，几近崩溃，这也是最让我心痛的地方。我记得，有个非常有绅士风度的老人，他从不直视我的眼睛，而是嘀咕着跟我说，他对自己日渐衰颓的身体感到非常羞愧。他也跟我絮叨，他如何用他那点儿少得可怜的钱买了廉价红酒，然后把它们灌下自己的喉咙。他觉得，他“并不值得”——我仿佛仍能听到他说出这四个字时的声音——被当作一个体面的人来治疗。但实际上，我后来才知道，他还不到五十岁，虽然看起来像是要比他实际的年龄老上三十岁。
还有一位说西班牙语的农场工人，他跟我抱怨他的脊椎痛。他说，他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只有一把非常短的锄头，所以根本没法儿直着腰干活儿。为了减轻疼痛，他只能整日弓着腰。他来医院，想开点儿止痛药，而且得是他能买得起的。可当时的我却愚蠢得很，我让翻译帮我问问他，他为什么不辞职，然后另找份工作呢？翻译盯着我的眼睛，一句话也不说，直到无尽的沉默让我不得不道歉。
这些经历一直都在我的记忆里，不曾淡去。我开始认识到，医学的社会价值和我学到的其他临床知识一样重要。在医学院度过的那些临床岁月里，我对于人类苦难的意识渐渐培养了起来。我注意到，这世上的苦难，似乎有千种万种，而医学却对此不闻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