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摘抄

每段感情都是认真的。我身在其中时都全心投入，满脑子想着和对方共度一生。但哪怕是在感情最热烈的时期，我此知道有一个出口标志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其实，我总是处于逃跑的边缘。我喜欢的是恋爱的感觉。换句话说，我太年轻了；面对他人的情感太冲动和放肆，过于自我。一门心思只想着自己的未来，从不把零碎的承诺放在心上。

和威尔在一起的感觉不同。他和过去我交往过的任何男孩都不一样，他是不同特质的奇怪集合——既是运动明星，又是知识分子，还是班级小丑——在篮球场上扣篮和背诵几段W·B·叶芝的诗歌对他来说同样容易。我惊讶于他的周到，他总是坚持让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感到舒服。他比我大5岁，但他所拥有的低调谦逊的智慧和调皮的精神令他既比实际年龄成熟很多，又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威尔再次来到我巴黎公寓门前的那一刻——这一次他带着一个装着他的所有资产的巨大桶状帆布包——逃生出口的标志消失了。我再也不想着离开了。

威尔开始收拾他带来的东西，把他的衣服折好，一叠一叠整齐地放在我为他腾空的书架上。他从帆布包中翻出一个便携音箱，问我能不能放点音乐。他听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嘻哈音乐，沃伦·G（Warren G）的歌循环得最多。他跟着歌词说唱，在硬木地板上跳舞的样子把我逗乐了。他拉起我的手，让我在厨房里转圈，差点打翻平底煎锅。

“你在让我分心。”我说道，用一条洗碗布抽他，把他赶走。
至少我不是疑病患者，我的症状不是想象出来的。我的疲惫不是我参加了太多派对或者无法适应真实世界的证据，而是具体的、可用语言形容的疾病引发的。

医生此后说的一切一一情况危急，我需要立刻开始治疗——都变成了遥远的嗡嗡声。我感觉，他好像居高临下地以诊断为手术刀，把我切成了两半：一半在巴黎的唐璜酒吧喝龙舌兰酒，和马里亚奇歌手跳舞，引来朋友们的口哨和欢呼；另一半在无菌的医院房间里，在访客离开之后夜夜哭泣。

诊断是一旦越过就再也无法回头的分水岭：将我的人生分割成截然不同的前后两部分
无论我去哪儿，我都带着我的低音提琴。它引人注目，有时还会让陌生男人向我提供我并不需要的帮助。带着它乘地铁、公交车，在曼哈顿的人行道上走很辛苦——尤其是对一个坚持穿不好走路的鞋的少女来说——但也很有意义，当我到演奏的地点时，感觉就好像已经热身了一样。
“但要制造胚胎，你需要……精子。”我妈妈说道，这个词被她用瑞士口音念出来听起来有些奇怪。
“我在想我可以从精子银行找一个捐赠者。”
“真的吗？”她问，“你不会知道捐赠者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来自什么地方，他的家族病史会不会……”
“现在我才是残次品。”我不耐烦地说道。这话比我想象的刺耳，妈妈看起来就要哭了。爸爸盯着鱿鱼，对话早已突破了他的舒适区。
威尔转向我说：“我可以做你的精子捐献者。我知道这对你有多重要，不过，当然，由你决定。”

在这一刻，我深爱着他，过去我甚至不知道我可以这样深爱一个人。我爱他在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周出现；爱他立即和我的父母相处融洽，尽管是困境把我们聚在一起，但他总是想方设法把我们都逗笑；爱他愿意与我深人探讨难以启齿的话题—卵子、精子、胚胎、我未来的孩子，或我们未来的孩子，以及他们如何来到这个世界；还爱他还有足够多的勇气在我爸爸面前讨论这一切，而不是逃之天天。
片段四：我的体温一直不断上升，直到体温计显示华氏105.8度。尝试说话时，说的是混乱不清的外语。我身体僵直，颤抖着失禁了。威尔出现在门口时，一位护士正试图把一个便盆塞到我裸露的身体下面。“让他在外面等。”我冲妈妈呻吟道，突然能把话说清楚了，同时用手遮住了我的脸。
患重病让我在时间的国度成了二等公民。我的日子变成了慢放的紧急事件，我的生活缩小成了四面白墙、一张病床和荧光灯，我的身体里插看的管子和线把我和各种监视器、输液架拴在一起。窗外的世界似乎离我越米越远，我的视野缩成了一个小点。时间全被在在等待上——等待医生，等待输血和检测结果，等待更好的日子。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珍费的当下：有力气时和父母在肿瘤科病房里一起散步的时刻，每晚睡前威尔读书给我听的时刻，弟弟从学校来看我的周末——现在我们全家团聚了，趁我们还能团聚。
每一天注射都变得更加痛苦。尽管她会轮流在不同的区域注射，但每个试验周期结束时，针眼周围的皮肤都会一片片剥落。针眼下面形成了坚硬的囊性肿块，轻轻碰到也会让我痛得叫出声来。第一针插入肌肉时，我露出痛苦的表情，然后尖叫了一声。打完第二针，我已经无法直视妈妈的眼睛。理智试图提醒我这是我为了好起来必须受的苦，但身体有它自己的记忆：它记得是谁伤害了它。在不理智的层面上，我觉得自己被那些“毒害”我（身着白大褂的人、抽血医师、我妈妈）和那些鼓励我的人（我的朋友、贺曼问候卡和巴诺书店的“癌症书籍”专区）欺负了。苦中作乐仿佛是惩罚的一部分。
如果我当时就读到这些，情况或许会不同——但说实话，我觉得也许不会。痛苦让人自私和残酷。当你缩在医院的轮床上时，会感觉世界上只有你和你的愤怒，只有布满淤青的四肢下检查床的垫纸发出的声音和医生拿着最新的活检结果走进房间时心跳到嗓子眼的感觉。
每周三下午，组织者们穿着香奈儿套装屈尊来到休息室，踩着鞋跟足有六英尺高的高跟鞋摆放一盘盘蛋糕和点心。我确信这些女士的本意是好的，但我无法忍受她们用很大的音量和很慢的语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们病人说话，仿佛我们不仅病了，还因为某种原因不会说英语。我很快就开始感到厌烦。我不想要她们的施舍和同情。我不想变成某人每周做好事的对象。

移植后，我每天睡18个小时。不睡觉时，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太疲惫了，没法坐起来、说话或者读书。唯一的例外是看《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我一个周末就把三部曲看完了。它如此夸张过界，方方面面都和我面对的现实截然不同，糟糕到好笑，又让人停不下来，但却是唯一在我感到强烈的恶心时能够转移我注意力的东西。

“经典问题二选一，”一天早晨我对威尔说，“得急性髓系白血病还是读《五十度灰》？”

“白血病。”他毫不犹豫地说。
破碎的玻璃和沙子四处飞澱。地面诡异地闪者光，好像被撒了金粉。看着凌乱的地面，我感到一种痛快的、一闪而过的舒畅，内心的愤怒开始消散。

“你干什么？”威尔震怒道，吃惊地张大了嘴。

“这简直就是我的地狱。”我喊道。

我从床上起来，地上的碎玻璃被我的拖鞋底踩得噼啪作响，我走进洗手间并甩上了门。我在洗脸池前俯身，往脸上泼冷水，然后看向镜子。我看起来很糟糕——因为我就是很糟糕，我想，同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的羞愧。化疗药之外，我的血管中流动着一种丑陋。不起眼的暴力、咽下的怨恨、埋藏的屈辱、无处安放的愤怒和对拖了太久以至于我们两人都无法承受的状况的深深疲惫——这一切加剧了威尔和我之间不断拉大的距离。我可以和梅利莎讨论这一切，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生病时人的个性可能发生的分叉——疾病会把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都放大，暴露你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发现的东西，疾病会让人堕落至最野蛮的自我。

但是尝试向威尔解释这一切仿佛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悄悄走出洗手间，我们一言不发地上床睡觉。透过薄薄的窗帘，我能看见雪还在下。我做得太过了，希望能收回我做的事情。我想说，对不起，但他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威尔买了一张最后一刻的飞机票，收拾了一包行李，去了得克萨斯。
性爱一直是我和威尔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在我确诊之后。装病甚至让我们更加狂热，让我们对彼此有一种奇怪的渴望。我们仔细研究如何在医院做爱且不被发现，尽管我们的策略并不总是万无一失。（在西奈山，我们被护士发现过不止一次，他们后来会大声地敲我的病房门，进来之前间：“所有人都穿着衣服吗？”）但是最近几个月，情况发生了改变。

移植后我们初次尝试亲密行为是我们还住在希望之居的一个晚上。威尔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回来后，爬上我们的单人床，吻我。移植后我失去了所有的身体欲望—一吃饭、移动、触碰或被触碰。我的皮肤敏感脆弱，为治疗移植物抗宿主病服用的类固醇让我感觉水肿易怒。我每时每刻都感到不适和恶心，又因为我总是无法配合他而感到愧疚。因此他压在我身上时我没有拒绝。我希望一切都恢复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痛得无法思考。我感觉我身体内部在被撕裂。我一次次叫出声来，但威尔以为我是因为享受，而我也没有纠正他。我希望演好女友的角色，在我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给他的情况下。结束后，我走进洗手间，锁上门。我在那里坐了很久，到后来我大腿内侧的血迹都干了。
他的温柔就是我的一切，但我很难弄清他的真实感受。我容易情绪崩溃，而威尔则很难看透。如果他生气、悲伤或者失望，我几乎总是到事后才发现。他睡着后，我注视着他，想知道那双轻闭的蓝眼睛后面到底在想些什么。
……
我震惊地看着他。这个计划被他说得简单明了—在我们是一对正常情侣的平行宇宙里，可能确实如此，但这不是真实的情况。我们是男女朋友，但也是看护者和病人。我厌恶他逼我说出口——让我列出我依赖他的所有事情。
……
“你不快乐？你事业受挫？怪我吗？”我问道。我的手开始颤抖。我拿起厨房台面上医生给我开的阿普唑仑，用我的臼齿嚼碎了几颗浅蓝色的药片，碎吃比整个吞下去起效更快。我希望避免类似之前的玻璃球事件的大爆发，但为时已晚。“你去死吧，” 我愤怒地咒骂道，“你还嫌我不觉得自己是个累赘吗，去死吧。”
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任何事情的朋友不在了。但她去哪儿了？

为什么？

悲伤是随时到访的幽灵。它在夜晚到来，让你无法入睡，让你感觉胸口塞满碎玻璃。它在派对上你大笑时到来，指责你在这个瞬间忘掉了伤痛。它如影随形，直到成为你的一部分，伴随着你的每一次呼吸。
我又一个人住在公寓里，要么怒火中烧地以一种恶毒的方式憎恨威尔，要么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发呆。我在脑海中把我和威尔在一起的生活简化成了一个剧本，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我病了，威尔厌倦了我的疾病，慢慢与我拉开了距离，然后他突然搬走，在我住院的时候抛弃了我。对我来说，这样描述更轻松，把错都推到威尔身上，而不是去面对故事的另一面——我对他的种种辜负，把他逼到精疲力竭，让他最终离开。我们分手的深层原因仍在表面下暗暗燃烧，因为太烫了而无法触碰。

威尔是我的挚爱——我相当确定这永远不会变——尽管我很想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最终能够重新找到在一起的路，但我不再相信这种可能性了。我们深陷看护者和病人的关系中太久以至于像琥珀中的苍蝇，被困在怨恨形成的硬壳之中
我希望相信我们结束了，然而我们有很深的羁绊：威尔仍旧是我所有医疗我格上的“紧急联系人”，还是我感到不舒服、难受或害怕时想联系的第一个人。但我即将告诉他的事情会让我们的分手变得彻底而无法挽回，有一瞬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想要的。

为了鼓起勇气说出来，我在我的脑中倒数——“三、二、一”——但当我终于开始构建话语时，仔细排练过的解释消失了。“我想告诉你我在和别人交往，而且是认真的。”我说道。

威尔的蓝眼睛里有一种破碎的神情。看着他脸上出现震惊的神情时，我感到我害怕自己。否认现实让人可以在真空中行动，不用考虑自己的行为会对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他脸上受伤的表情令我难受，但我同时也感到一种令人羞愧的满足。在某种扭曲的潜意识层面里，我认为我希望威尔感受到一丝他搬走时给我带来的那种痛苦。我希望证明我不是依赖他人的无力而病弱的女孩——只要在他身边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希望他知道有其他人认为我有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他痛苦的脸庞证实我的渴望：他仍然在意我。
向前看。这是一个我痴迷的句子：它意味着什么，如何真正做到向前看？最初这仿佛非常简单，简直太容易了，但我逐渐开始意识到向前看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是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时你向自己兜售的谎言。是一种幻觉，认为可以在自己和过去之间构建屏障——认为可以忽略痛苦，用新的恋爱埋葬刻骨铭心的爱情，相信自己是为数不多可以跳过悲伤、恢复和重新振作这一过程的幸运儿—— 认为这一切侵袭而来时，自己不会体无完肤。
我希望当时的我明白：不加控制的恐惧会吞噬你，支配你，直到你最害怕的事情成为现实。

威尔的旅程快结束时，我发高烧，又进了医院，最终连续儿周都在住院。威尔直接从机场赶到肿瘤科病房，看到我插着管子，连着机器，呼吸困难，面如死灰，感染又一次在我血液中肆虐。坐在我的床边，他低下头，用手捂住脸哭泣。“我不应该去的。”他说。

我要承认：当时，我偷偷为他不在时我的情况恶化至此而感到高兴。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提前回来；意味着他回到泡泡里和我在一起，我就不那么孤独了；意味着下次他要离开之前会三思。我真的相信如果把他拴在身边，我们就不会渐行渐远。那时的我太年轻了。
理智上，我原谅了威尔搬出去，但情感上，我仍旧感到他背叛了我。威尔没再和我说话，但他偶尔会用电子邮件或短信给我发一张照片——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的我的化疗药物清单及注意事项或者我躺在轮床上、脸上戴着氧气面罩的照片。我不知道他这么做是出于怀念还是仇恨——这是不是他在说“看看我为你做了多少”。我讨厌这些信息让我想起我曾经多么需要他，以及现在他仍对我有极大的影响。单是想到这一点我就会十分愤怒。“去死，去死，去死。”我一边开车一边重复。我希望他不要再把他遇到的麻烦怪到我头上。我希望他为他对我造成的伤害道歉——然后我就可以停止愤怒，我告诉自己。

大蒂顿山的群峰把地平线变成了锯齿形。我并上了小约翰·D·洛克菲勒纪念公园大道，一条通往黄石国家公园的风景秀丽的高速，但我全神贯注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根本无暇欣赏周围的风景。我意识到我现在27岁，和我生病那年的威尔一样大。当时，我们之间5岁的年龄差似乎很大，22岁时每年都像10年那么漫长——我的老伙计——我们住在巴黎时我曾这样叫威尔。

我开车穿过一片打着转的雪雾，尝试想象如果是威尔遭遇的一切，我会怎么做。我尝试想象试图陪伴和我刚约会几个月、被确诊患有绝症的人，想象收拾行装，飞到一个我以前从未去过的小镇，搬进他父母的家；想象一连几个月睡在医院的折叠床上；想象在我的所有朋友都一心构筑自己的事业时拒绝升职；想象我如果成为他发泄怒火的对象会如何应对；想象明知爱人可能无法幸存却仍要去选订婚戒指的心情。当我想象自己做这一切时，我动摇了。我做不到。我怀疑我连威尔为我做的一切中的一小部分都做不到。

其实，在我的种种需求的嘈杂叫嚣中，我根本听不见威尔的需求。我需要不断确认我的需求没有超过他的承受极限。而当他无法承受时，我又无法让他获得休息。在最后几个月，他每次陪我去急诊室，脸上的表情都显示他早已疲惫不堪，只是出于义务才这么做。我认为这恰恰证明了我是累赘，他正在等待彻底抽身的时机。但是最终，把他赶走的并不是疾病，而是我。多年来我以各种方式把他从我身边推开，测试他敢不敢离开，直到某一天，他终于真的走了。

真的对不起，我对着黑暗轻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