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记录

1.
在生活中，作为移居城市的同性恋者，我遵循着一条典型的轨迹：进入新的社交圈，通过深入同性恋圈子学习属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建立起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肯定；同时，我还经历了另一条社会意义上的轨迹，即人们通常形容的“阶级的叛离”，而我毫无疑问是个“叛徒”，内心充斥着一种持续或间断、有意或无意的渴望，渴望自己远离自己童年及青少年所处的那个社会阶级。

2.
这些资产阶级慈善家想象，幸福的家庭生活可以让穷人们将生活的中心从政治抗争、集会、社会运动转向他们自己的家庭。

3.
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他的《吉勒·德勒兹的ABC》中提到，“左派”就是“首先感知整个世界”，“关注未来会发生的事”（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问题比自己所居住的小区中的问题更为紧迫），而“非左派”则相反，会把关注点放在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以及国家上。德勒兹的解读与我父母的情况刚好相反：对于平民阶级、工人阶级，投靠左派首先是因为他们想要改变自己每天都要遭受的不公待遇。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抗议，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宏大观念之上的政治规划。

4.
社会秩序就是如此。我们很难发现这套秩序是如何运行的，因为这需要人们从外部观看自己，用俯瞰的方式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就像我所经历的那样，我们需要从界限的一边跨越到另一边，来摆脱那些既定的轨迹，来发现不同的人拥有的可能性与机会是如此不同，来发现社会是多么不公平。这种不公从未改变：平民阶级在特定年龄辍学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不同阶级之间的屏障依旧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把“行动主体的观点”和“行动主体对自身行为意义的解读”作为自己研究出发点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其实就是充当了某种具有欺骗性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通过具体行动维系着这种关系）的速记员，因此，他们无非是在为社会形态的延续做着贡献：一种致力于为现实（既有的秩序）辩护的意识形态。只有摒弃“社会个体会自动地审视自身”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在重新建构整个社会体系的基础上，描述社会秩序延续的机制，尤其是被压迫者自愿承受压迫的方式（对于他们无法获得的教育机会，他们选择主动放弃）。

5.
为了重新塑造自己，我首先需要否定这些东西。

6.
在政治上，我站在工人的一方，但我厌恶自己的工人出身（我过去是工人家庭的一员，现在无论如何依旧是工人家庭的一员），那么我的“平民”立场就不会使我内心如此纠结，也不会让我产生这样的精神危机了。

7.
我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缺乏阶级归属意识是可能的。统治阶级意识不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群体（就如同白人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白人群体，异性恋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异性恋群体）。

8.
无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对于艺术作品的喜好或者对一切文学艺术的喜好总是会让一个人显得高级。艺术爱好者的这种“高级”，指与其他人在自我构成上的差别，指人们对自己的眼光与对其他人（那些“没文化”的、“低等”阶级的人）眼光的迥异。在我后来作为“文化人”的生活中，当我参加一个展览，或是听一场音乐会，或是观看一场歌剧表演时，有无数次，我观察到那些热衷于“高雅”文化活动的人们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如此多的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这种满足感和优越感展现于他们永远不会放下的神秘微笑，还有他们克制的肢体动作，还有他们作为艺术家以及有钱人的讲话方式……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愉悦感，他们属于优越的阶级，他们可以通过欣赏“高雅”艺术来炫耀自己。

9.
因为在思想上意识到学习的必要性并且热爱书籍、渴望读书，不是被普遍赋予的秉性，而它们却与个体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拥有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10.
萨特聪明地将投票和选期比作个体化的过程，也就是观点的非政治化过程，它形成的结果是一个“队列（sérialité）”，相反的情况是，人们在运动或者动员中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化的理想，它形成的结果是一个“团体（group）”。他的比喻并不能完整地解释客观现实。无疑，他举出的例子是震动人心的：参加过1968年五月大罢工运动的工人们在一个月之后通过选举的方式拯救了戴高乐派的政治体制，但这也不应该让我们忘记：选举行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人行为，但实际上也可以作为集体动员的方式来存在，它是一次我们与他人采取相同动作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它甚至符合“普遍选举”的原则，也就是说被聚合起来的诸多个体意志最后被看作、表达为“集体意志”，而这一“集体意志”应该处于比个人意志更高的位置。

11.
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白人工人阶级和平民阶级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事实使的极右政党可能，或者说是轻易地获得了过去共产党的选民群体（或者说是更年轻的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国民阵线的选民群体，因为似乎工人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比他们的上一辈更容易也更一贯地选择极右政党）。

12.
在交流过程中通过行为和反应展现出来的阶级性，无非就是社会结构和阶层现实化的结果。

13.
从学习成绩上看，西班牙语班级集合了学校中最弱的学生，从阶级构成上看，它尤其集合了来自弱势阶级的学生（统计数据显示，这两个因素有着密切关联）…德国和德语带给我一种深深的不悦，甚至是厌恶。

14.
总之，这是一个将羞耻变为骄傲的年代……这种骄傲自始至终都带有政治性，因为它挑战了正常的标准以及标准化的体制。所以，我们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自己的身份：社会秩序强加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在此基础上，通过漫长而耐心的努力，塑造了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无法摆脱侮辱和羞耻。更何况外界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们回归正轨，这便让那些我们想要忘记、有时以为自己已经忘记的感受又重新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