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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斯库加最初的扫雪顺序并没有故意牺牲女性利益，并以此为代价来造福男性。就像本书中的许多例子一样，他只是性别数据缺口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是视觉上的差异。最初设计这个计划表的男人（应该是男人）很清楚自己是怎么出行的。于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设。他们并没有刻意排斥女性，他们只是压根没有想到这没有考虑女性的需求是否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个数据缺口是女性没有参与规划的结果。
性别歧视，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合理的设计是刻意/无意中形成的。

从表面上看，给男女公厕安排相等的面积似乎公平合理—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直以来的做法。建筑面积对半分配，甚至已经写进了管道铺设的相关法规中。然而，如果一间男厕所里既有隔间也有小便池，那么每平方米内同时方便的人数就要远高于女厕所。这么一来，面积相等也不代表平等了。 
但是，即使男女厕所的隔间数相等，这个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 因为女性的如厕时间是男性的2.3倍。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中，女性占大多数，而这两个群体上厕所的时间往往更长。女性也更有可能要陪同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上厕所。此外，在任意时间段，还有20%至25%的育龄妇女正处在月经期，因此需要更换卫生棉条或卫生巾。
想到竞争中的“机会”平等而不是“名额（数量）”平等
目前还不清楚谷歌是没有还是不关心强加给女性的文化期望数据，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是修正男性偏见的体系， 而是修正女性。2012年，谷歌的人力运营主管拉兹洛·博克告诉《纽约时报》，谷歌的资深女性员工开始举办研讨会，“鼓励女性毛遂自荐”。67换句话说，他们举办研讨会来鼓励女性更像男性。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呢？即男人做事情的方式， 男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方式。最近的研究表明，女性往往能准确评估自己的智商，但智商为平均水平的男性则认为自己比三分之二的人更聪明。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并不是女性提名自己的比例太低。也许是男人推荐自己的比例太高了。
与普遍的误解相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政治选举和工作场所中引入的性别配额是为了“淘汰不称职的男性”，而不是为了提拔不合格的女性。
一位在阿拉斯加研究气候变化的女科学家也苦于专为男性身体设计的工作服。54严寒天气意味着连体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衣服只有一个供男性小便的拉链。如果有室内厕所，问题还只是方便之事不方便:单单为了小解，就要多花不少时间，从外套开始，脱掉一层层衣服。但如果没有室内厕所，这个问题就会严重得多，因为脱衣服可能导致冻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位女士买了一个类似阴茎的橡胶漏斗状装置-结果却尿到了自己身上。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呢？
处理女员工面临这类骚扰时的程序不够完善，这件事本身可能也是数据缺口导致的。各部门的领导都以男性为主，而现实情况是，男性不会面临和女性一样的侵犯。因此，就像谷歌的领导层没有考虑过孕妇停车的问题一样，许多组织也没有想过要采取措施以充分应对性骚扰和暴力。这是另一个例证，说明高层管理经验的多样性对每个人有多么重要，以及对缩小数据缺口有多么重要。
他们几乎不可能经历这些事情，而致使其无法相信这是客观发生的事。
印度的一个项目失败，是因为新炉灶虽然在实验室里运行良好， 但比传统炉灶更需要维护—而设计者只是简单推测整个“家庭” 会负责维护。但奥里萨邦的建筑维修传统上是男人的责任，他们不认为维修新炉子是当务之急，因为他们的妻子仍然可以用传统的炉子做饭。于是，妇女又用回了冒着有毒烟雾的传统炉灶，而新式炉灶在角落里积灰。
传统社会分工，长期的不重视，理所当然的态度又是如何将女性进一步推向深渊的？
当然，问题不在于女性的声音，而在于我们的老朋友--性别数据缺口。语音识别技术是在名为语料库的大型语音记录数据库上进行训练的。这些语料库主要收录了男性声音的录音。
在一次会议上，“投资者在谷歌上搜索相关产品，结果进了一个色情网站。他们在页面上流连，开始讲起笑话”，阿尔瓦雷斯觉得仿佛“置身于兄弟会”。'而其他投资者“觉得很恶心，碰都不敢碰她的产品，或者自称对产品一无所知”，一位男性投资者说:“我不会碰那个，太恶心了。”那么，阿尔瓦雷斯推销了什么下流、“恶心”、令人费解的产品呢？诸位读者，那是一个吸奶器。
“帮女人洗内裤不吉利。”“那你儿子脱我内裤的时候怎么不觉得不吉利呢。”
在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上，女性代表不足--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被视为一桩好事。事实也确实如此。若女性与其男同事资历相当，是否拥有同等的成功机会？这个问题关乎公正。但是，女性获得代表，不仅指某名特定女性能否得到一份工作，因为女性代表也与性别数据缺口有关。正如我们从谢丽尔·桑德伯格孕期停车一事中看到的，某些女性需求是男人不会考虑去满足的， 因为这涉及男性根本不会拥有的体验。如果一个人自身没有这种需求，那么要让他相信这种需求客观存在，就并非易事。
博勒说，女性消费的电子产品严重缺乏创新。她说:“女性消费的电子产品向来没有多少创新。它总是专注于一个非常肤浅的审美层面:把什么东西变成粉红色，或者把什么东西变成一件首饰，而没有考虑到技术可以为女性解决实际问题这一事实。”其结果是长期缺乏投资，这意味着“用于女性医疗设备的实际技术有点像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古董”。
不仅是社会思想的同质化刻板化，还有女性自身失权而不自知，好比面对“宝宝碗”时的低能表现。社会阻碍女性精进、争强好斗。
最终我们会得到什么技术（我总是怀抱希望），完全取决于谁在做决定。
他们并不是单独的流氓医生，也不是应被剔除的害群之马。他们是一个医疗体系的产物，而这个体系从头到尾都在有组织地歧视女性，让她们长期承受误解、不公正的对待和误诊。
从历史上看，人们一直认为，除了体形和生殖功能外，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多年来医学教育一直把重点放在男性的“标准”上，任何超出这个标准的东西都被认定为“非典型”的，甚至是“不正常” 的。
“第二性”
医学术语“麦特尔综合症”诞生了，用来描述除非女性的症状或疾病与男性一致，否则可能被误诊、错误治疗的现象。
性别数据缺口：男性“典型的”与女性“非典型的”
这恐怕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不听女性表达痛苦的习惯根深蒂固且由来已久。2016年萨塞克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向婴儿3个月大的父母(25位父亲和27位母亲)播放了一系列哭声。他们发现，尽管婴儿的哭声没有性别差异(青春期之前不会出现基于性别的音调差异)，但较低的哭声被认为是男孩子的，较高的哭声被认为是女孩子的。他们还发现，当男性家长被告知较低沉的哭声是由男孩发出时，他们认为婴儿的不适程度比哭声由女孩发出时更严重。
当女人说她们很痛苦时，我们往往不是相信她们，而是给她们贴上疯子的标签。这又能怪谁呢？
但凡我说一点跟女权主义沾边的话，都会有男人跳出来质疑我的理智。
主张躯体疼痛的男性往往会得到止痛药，而女性则更可能被开具镇静剂或抗抑郁药。
我自己也遇到过痛经的问题，半夜会从疼痛中惊醒，白天又会像胎儿一样缩成一团直哼哼，当我为此去找我的(男)医生看病时，他多少有点取笑我的意思，结果我只好退出去。我已经懒得再试了。所以，当我读到，2013年的一项研究似乎找到了治疗方法时，你们可以想象我的喜悦之情。女士们，你们可能需要坐下来看看这个:对枸橼酸西地那非的双盲、随机、对照试验的主要结果是:“可以连续4小时完全缓解疼痛”，“没有观察到副作用”。想象一下。
枸橼酸西地那非的医学通用名叫“万艾可”，发明于1989年。 20世纪90年代初，它作为一种心脏病药物得到了测试。”7结果并不是很好，但参试人员确实报告了一个积极的结果，他们的勃起次数增加了(是的，所有的试验参与者都是男性)。重度勃起功能障碍会影响5%到15%不同年龄段的男性，98大约40%的男性经历过某种程度上的勃起功能障碍--因此，研究人员自然热衷于探索这种药物的替代用途。到了1996年，枸橼酸西地那非在美国获得了专利，1998年3月，它获得了DA的批准。对男人来说真是一个幸福的结局。
但如果试验纳入了女性呢？2013年的研究结果很有建设性。但是因为资金耗尽，该试验不得不半路叫停，这意味着研究人员没能获得他们需要的样本量，因此无法确认试验的主要假设。他们呼吁进行“更大规模、更长期、或许多中心共同参与的研究”来证实他们的发现。
他们也没有“完全理解痛经试验的临床试验设计”。当我问他是否认为自己会得到资助时，他说:“不会。男人不关心也不理解痛经。得给我一个完全由女人组成的评审小组才行！”
这三段痛经研究和勃起功能障碍研究对比很有意思。
我们往往认为，女性所做的无偿工作只是个别妇女为了个人利益而照顾家人的个人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妇女从事的无偿工作是整个社会所依赖并从中受益的工作。当政府削减我们所有人用税收支付的公共服务时，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并不会戛然而止。 这些工作只是简单地转移到了妇女身上，随之而来的是对妇女有偿劳动参与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负面影响。
这一增长也特别影响妇女，不仅是因为她们在穷人中的比例过高(越是贫穷的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高)，还因为她们往往承担着购买食品和家庭用品的责任。而且，由于女性的有偿劳动供给更具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别薪酬差距)，增加增值税可能会迫使女性花更多时间从事无偿劳动，以便在家庭中生产出她们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的产品。
正如前两章所述，政府思维中存在着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 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以男性为中心，且损害了妇女的利益。之所以出现这些数据缺口，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未能收集到数据，但同时也是因为男性在世界各国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我们未必认为男性主导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性别数据缺口，但至少有证据表明，女性视角是很重要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罗道夫·门多萨-丹顿从认知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克林顿的野心是“病态的”。 她“正在逐渐进入一个人们心目中与男性紧密相连的领域”。他解释说，结果选民们把她的参选看作对规范的冒犯。门多萨-丹顿写道，冒犯规范“就是会令人厌恶，而且通常与强烈的负面情绪联系在一起”。
一个有权势的女人被视作对规范的冒犯，其背后原因可能非常简单:这是性别数据缺口的结果。我个人从小到大都坚信一个神话，那就是女人......有点一无是处。没错，这部分是因为女性在媒体上的形象如此(消费主义、琐碎、非理性)，但也是因为女性在媒体上出现得太少了。和很多女孩一样，我通过几乎完全没有女性的课程、新闻媒体和流行文化接受了这样的一种熏陶:辉煌不会属于我。我没有在媒体上看到任何我可以仰视的女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没有接受过关于女性政治家、女性活动家、女性作家、女性艺术家、女性律师和女性首席执行官的教育。 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我崇拜的人都是男人，所以在我看来，权力、 影响力和野心都等同于男性。老实说，我觉得我也曾经反感冒犯规则。我曾发自内心地认为女老板过于有野心—我们都知道，“野心”是婊子的代名词。
在一个老套的“男性”语境中(汽车修理工、华尔街、美国总统)，即便说的话完全相同，女性也被认为比男性表现得更过分自信。同时，当男人置身于“女性”的语境下(比如选择窗帘、计划孩子的生日派对)， 如果他表现得过分自信，虽说有点怪，但尚可接受。但女人在任何语境下都表现出过分自信则是绝对不可以的。过分自信的女人是盛气凌人的。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说，民主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它对参选妇女有偏见。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立法者不可避免地会赋予政治不同的视角。女人的生活与男人的不同，因为毕竟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同。他们的待遇不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世界，这导致了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优先事项。就像一个男性主导的产品开发团队一样，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立法机构也会因为性别数据缺口而导致其无法充分地为女性公民服务--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是男性主导的。
男性政治家们想要排挤女性，不必非得逃到全男性的安全空间。在男女混合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也确实会采取各种策略来削弱女同事的地位。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男性打断女性的平均概率是女性打断男性的2倍多。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的一场90分钟的电视辩论中，唐纳德·特朗普打断了希拉里·克林顿51次，而希拉里·克林顿打断了他17次。“4而且不只是特朗普:人们发现记者马特·劳尔(此人后因多次性骚扰指控而被解雇)打断希拉里的次数比他打断特朗普的次数更多。他还“更经常质疑她的言论”，46然而希拉里被证实是2018年大选中最诚实的候选人。
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她的《向前一步》中概述了她在恶劣工作环境中的应对之道:女性要做好准备，奋力向前。当然这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不是女性政治家，但作为一名拥有公众形象的女性，我也遭遇过威胁和虐待。虽然这种观点可能不受欢迎，但我相信，我们当中那些觉得自己有能力经受住风暴考验的人有责任这么做。威胁来自恐惧。事实上，这是一种由性别数据缺口引发的恐惧:某些男人在充斥着男性声音和男性面孔的文化中长大， 他们害怕看到女性夺走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力和公共空间。除非我们填补了文化性别数据的缺口，否则这种恐惧不会消失，只有这样，男人在成长过程中才不会再把公共领域理所当然视为他们的地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这一代女性需要经历的磨难， 为的是下一代女性不必如此。
莫林·福德姆解释说，杀死她们的不是灾难，而是性别一-以及一个没有考虑到性别如何限制了女性生活的社会。研究发现， 印度男性更有可能在夜间发生的地震中幸存下来，“因为他们会在温暖的夜晚睡在室外和屋顶上，而这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是不可能的”。35在斯里兰卡，游泳和爬树技能“基本上”只教授给男人和男孩；因此，当2004年12月海啸来袭时(女性的死亡人数是男性的4倍36),他们更有能力在洪水中幸存下来。在孟加拉国，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对女性学习游泳的偏见，这大大降低了她们遇到洪水时的生存机会，而这种由社会造成的脆弱性又因妇女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无法获准走出家门而加剧。因此，当飓风来袭时，女性得等着男性亲属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并因此失去了宝贵的撤离时间。
想到《老娘与海》，女性们游泳被认为是“放荡”的，也让她们在面对海浪时无法跳船求生，而是活活等死。
在危机环境中，有权势的男人模糊了援助和性侵犯之间的界限，利用自身地位强迫女性为了获得食物配给而与其发生性关系， 这加剧了性虐待方面的数据缺口。这里的数据缺口是地方特有的， 但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表明，它在灾后环境中其实非常常见，最近还引发了全球媒体关注，因为先是乐施会，然后是其他各种国际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遭到性虐待指控，虽然机构事后试图掩盖， 但仍引起了动荡。
在为女性难民设计系统时忽略了男性暴力的潜在可能性，这一现象深具讽刺意味，因为男性暴力往往是女性成为难民的首要原因。我们倾向于认为人们流离失所是为战争和灾难:这通常是男人逃离的原因。但这种看法是男性默认思维的另一个例子: 虽然女性确实会为此而寻求庇护，但女性无家可归通常是因其遭受男性暴力，女性逃离“矫正性”强奸(男人强奸女同性恋者以“让她变直”),逃离制度化强奸(就像在波斯尼亚发生的那样)， 逃离强迫婚姻、童婚和家庭暴力。男性暴力往往是低收入国家女性逃离家庭的原因，也是西方富裕国家女性逃离家庭的原因。
区分性别的物资供应不仅关乎安全，还关乎健康。在英国，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可以(而且确实)向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索要免费的安全套，但不能索要免费的经期用品。因此，庇护所只能在碰巧有闲钱(不太可能)或者收到捐款的情况下，免费提供经期用品。2015年，一个名为“经期无家可归”的活动组织请求英国政府像提供安全套一样提供经期用品。尽管在议会中提出了问题，但政府资金一直没有到位，不过在2017年3月，该运动组织宣布与卫生巾品牌Bodyform合作，到2020年捐赠20万包卫生产品。美国的活动人士取得了更大的成功:2016年，纽约市成为美国第一个在公立学校、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惩戒所免费提供卫生棉条和卫生巾的城市。
（后记）
当我们把人类的一半排除在知识生产之外时，我们就失去了潜在的变革性见解。男性数学家会自己想出泰米娜这种优雅简单的解决方案吗？不太可能，因为很少有男人热衷于钩针编织。但在泰米娜身上，传统的女性编织技艺与传统的男性数学领域发生了碰撞。正是这种碰撞，最终解决了许多数学家认为注定会失败的问题。泰米娜提供了男性数学家所缺少的联系。
第一个主题是女性的身体--或者确切地说，是女性的身体不被人看见。无论医疗、技术还是建筑，设计总是忘记考虑女性的身体，而这已经让这个世界对女性更加不友好、更加危险。我们在不是为我们的身体而设计的岗位上和汽车里受伤。我们死于无效的药物。一个不太适合女性的世界随之诞生。
在收集数据时女性的身体竟然如此透明，令人感到讽刺，因为当涉及定义女性生活的第二个趋势时，女性身体的可见度是关键。这一趋势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我们既不去衡量它， 也不在设计我们的世界时考虑它，相当于允许性暴力限制女性的自由。女性的生理并不是女性被强奸的理由，也不是女性在公共场所受到恐吓和侵犯的理由。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生理性别， 而是因为社会性别:我们强加给男性和女性身体的社会意义，为了让性别差异发挥作用，必须明确哪些身体会受到哪些待遇。很明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要看到一个女人”，观者就可以“立刻引申出一组特定的相关特征和归属”，并立即把她归为一个可以用更大音量压过的人，一个可以用言语去骚扰的人，一个可以尾随的人，一个可以强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