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阶层内部边界的本质

    如同克莱蒙费朗的那位哲学教授，这些人更强调促使自已作出职业选择的价值理性，而非“主流”社会所强调的经济理性。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专业人士很少传达这种信念，即他们相对较低的收入可以通过商业世界无法提供的服务或充实个人的特殊机会，通过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意义来得到补偿。事实上，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专业人士更经常地贬低自己的职业，并对没有选择一个更赚钱的职业表示懊悔。有几个人对我说，“因为金钱问题”，他们希望改变职业轨道。例如，新泽西州的一位从事娱乐业的意大利裔第二代移民谈到，他正在大学进修财务规划课程，借此寻求新的职业发展，原因是“我必须努力在经济上使自己和儿子有很好的保障”。同样，斯卡斯代尔的一位科学教师告诉我：“我觉得，假如从头再来一次，我会让自己处于一个有更多机会彰显个人价值的位置…比如商业圈…”相当多的美国社会和文化专业人士似乎都以为，真正的聪明人都会“为金钱而奋斗”，只有“失败者”和“不怎么在乎钱”的人，以及那些无法支付高薪工作资格培训费用的人，才会接受低报酬的工作。正如第三章中提到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那位长老会牧师所说，金钱是他衡量“职业上的成功”的主要标准，纽约的这位教师也完全采纳了经济理性的原则，并将之应用于教育和文化领域：
    
    我不是那种自我牺牲型教师，不会花费过多时间做几乎没有回报的（工作）。我基本上不做任何没有报酬的事。我是个职业歌手，但我从不在任何教堂、寺庙或音乐厅里做无偿表演。此外，很多教师做了大量的志愿工作。这对他们的专业毫无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竟然愿意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可我有自己的家庭和其他爱好，而且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投入额外的时间。我的工作效率很高，足以让学校印象深刻并给我很高的报酬。但如果他们不付报酬，我就不会在那儿工作了。我若是换工作，那肯定是考虑到生活成本和工资等综合因素。

    虽然这几个人的表述并不代表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专业人士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全部解释，但他们的观点往往与人们的看法相呼应。它们都暗示了一个事实，即这个群体没有发展出一种像法国同行那样高度连贯的替代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将价值理性置于经济理性之上，并明确支持地位评估的文化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专业人士比法国的同行划定更强的社会经济边界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