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中国古代政治论既以“君权”为本位，而君权又是在对民众实行统治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君与民是对立的统一体，二者相与抗衡，又互为依存。
中华古典正是从君民对立统一的视角讨论君民关系的，如《诗·大雅·泂酌》把指挥水利灌溉的君主尊之为“民之父母”；《书·多方》则认定君主政治的要旨为“爱民、享民、治民”。
然而，当元典深论君民关系，其重心也发生偏摆，向左翼发展，便成就了民本主义；向右翼发展，便成就了尊君主义，二者共同融会为“重民尊君”的政治论体系。
民本和尊君为中国政治论的一体两面。民本为中国政治论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性的文化资源。要想深刻理解这个文化资源，也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的尊君思想。
民本思想兴起于周代，成书于其时的《尚书》《诗经》，透视民本思想的处所，数不在少。
《尚书》载周武王的一个崭新命题“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天意”归结为“民意”，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飞越，与殷统治者无视民众意愿，一味借“天意”肆行无忌的横暴态度大相径庭。
从政治上来说，周文王、周武王这父子俩真是开中国不世之功。之后第二当数管仲。
周文王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武王和周公，是 民本主义的创始人，发展这种民本主义的儒家崇拜“文武周公”，力主“从周”，其缘故也正在此。
《尚书》载有一些传之久远的富于民本思想意味的名句：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春秋年间编辑成集的《诗》，也有力地显示了“民”的力量。……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诗·大雅·烝民》
肯定民众对规律的把握能力和趋向优良品德的天性，这应当说是从智力论和道德论角度承认民众的价值。
周文王老婆是谁？另需注意：春秋年间中国已经从智力论和道德论角度承认了民众的价值。
随着铁器发明于春秋，普及于战国，生产力突飞猛进，劳动者开始从笨重的生产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并在经济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显示决定性的力量。
统治者认识到，民众的生产劳动提供了君国存在的物质基础。……
民是君的财富渊薮，失民君王便统治失据，这一道理已为统治阶层所认识。……
总之，统治阶层认识到，民众的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存亡，所谓“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尤其是奴隶暴动、国人起义，有如火山爆发，使一些强大的封国毁于一旦。
生产力-生产关系；阶层分析法。元典史料的现代化运用。
晚周的这种社会大转变，在思想领域里的表现，便是民本思潮的全面崛起。
纵观晚周诸典籍，也可以发现，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已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诸子大都卷入。

老子思想的主流是自然主义，“法自然”是老子认定的最高境界，但老子在政治论方面又力主以民为本位。
众所周知，老子有浓厚的愚民思想，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这种返古愚民的思想，是老子克服“文化悖论”的一种设计。

与此同时，老子又是一位深切同情民众的哲人，他提出“爱民”的命题，主张以“无为”的办法“爱民治国”，并认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众的意愿为自己的意愿——“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他谴责“以百姓为刍狗”的做法是“不仁”，严厉警告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还揭露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导致民众的饥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 以饥。”老子的出发点可能是复归质朴的上古，但上述言论确乎表明，这位深邃的哲人看到民众的苦难，也意识到民众的力量，并以为统治者万万不可攫其锋。

他对统治者的告诫是“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已大不同于殷商时统治者可以任意处理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情形。老子的上述思想，是没落贵族采取的一种退守谋略，它正表明民众这一实体已被认识和重视。
论诸子思想从道家起，但论政治贡献得从管仲起，管仲与李聃在一个文化域，前后一代人。管仲对稷下学宫的推动，为百家兴起奠定了基础。这里冯教授讲道家是历史的、政治的，而非哲学的。
儒家扬弃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将民本主义发展得更为鲜明。

孔子一方面主张保留“愚民”政策，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时又发挥“爱民”思想，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其意均在劝告统治者节制自己，给民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孔子理想中的“圣人”，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者。孔门所倡导的“仁政”说，以“裕民”为前提，希望统治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可一味中饱私囊，因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都是孔门为治人者的长治久安设想的精密的统治办法。它们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统治者已不能无视民众的利益；只有对民众的剥削适时、适度，才能获得永远可靠的权益。这是对西周德治主义的发挥。
历史的儒家。
论及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有一关键问题必须讨论：倡导“民本”的思想家的立足点。在周代文献中常见两个彼此区分的词汇：“人”和“民”。
 熊十力指出：古代所谓民者，即指天下劳苦众庶而言。“人”字多指统治者。
日本学者松本光雄也认为，西周至春秋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邑”，支配者是“人”，被统治者是“民”。赵纪彬在《论语新探》中更详细地阐发这一观点，认为截至春秋，“人”和“民”分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专称，《论语》中大体保留这种分野。

据此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以“德治”为手段，以“保民”——保有对民众的所有权，为目标的民本思想，大体上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人”的一种富于政治远见的思想，是着眼于“人”的万世基业的一种深谋远虑。
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家，代表着治民者的根本利益，承认并关注民众的生存权，力图使“人”和“民”都能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达到这种“上下相安”的和谐境界，最好的办法是“德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

孔子确乎为治民者构思了最上乘的统治办法，正如鲁迅所说：孔夫子曾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办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办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而这种为治民者的久远利益设计的思想，构成儒家民本主义的基本宗旨。
儒家“货与帝王家”的毛病是从DNA里带的。
最集中地反映晚周民本思想的作品，则是《左传》和《孟子》。这两部著作秉承春秋以来的“重民”思想，并从新的生活环境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改造和发展这一思想，使其宗旨更为明确，实施办法更为具体，从而创立“民本主义”这样一个比较系统而完备的政治学说。

与《左传》并存的《春秋榖梁传》已提出“民者，君之本也”的命题，较之《尚书》的“民为邦本”更进一步，标志着民本主义的正式脱颖而出。
中国的民本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作为现实政治家的孟子，是迂阔而不得志的；但作为一位有历史眼光的思想家，他又是敏锐而深刻的。他认为统治者得失天下决定于民心向背的思想，是一种远见卓识。……

孟、荀两家尽管多有歧见，但他们都发展民众的力量不可忽视。而这种器重民众力量和作用的见解，正是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
思想是在历史的人之间变迁的。孟子现实政治上不得志跟自己性格也有关，说话太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