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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迷思与守望
主持女性节目、研究女性课题二三十年，对女性的处境包括不公平的处境，倒是越来越能理解。毕竟男性运转这个世界超过5000年，而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却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至今不过100多年而已。以100年追赶5000年的步伐，女性走得不可谓不快，爆发出的能量不可谓不强，这个世界不算不给机会，男性的承受力、接纳度也可算差强人意……站在历史的高处看，100年不过眨眼之间，太短太短，连个启蒙都完不成，此时就向历史要个完美的结局，必然是求而不得、徒增烦恼。可当我的目光从历史的长河推近到一个个生命，几十年间接触到的那些女性，她们的痛苦、委屈、迷茫、抗争，又真切得让人心疼！毕竟历史的一瞬就是她们的一生，谁又愿意白来这个世界一遭？我们只能一边理解，一边不甘；一边接纳，一边改善。
序二 她们和她们
当沉默变成了轰鸣，它自然有穿透的力量。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真正地感知。她的痛苦、她的不甘、她的复杂、她的高贵，甚至是她的怯懦和无助，都能真正地被打捞上来，被真正地共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损失的不仅仅是女人，还有男人。
我们记录了如此多维度的女性故事，我们加宽了女性故事的河床，我们挤走一些陈词滥调，我们打破一些偏见和“从来如此”。
一
通过自己的工作，你抓住了一个极宝贵的机会，成为一个从来没有被分享过的生命故事的听众，让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不再是树影似的私语，而成为一扇明亮的窗、森林里另一棵迷人的独立的大树。——安小庆
平原上的娜拉
张越觉得这位女士，“其实也是小样的分身，是小样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刘小样并没有失踪，“因为她一直都在”。
她由此更觉得，眼前的生活太平了，土地也好像太平了。她觉得孤独，想要知道更多的知识和讯息，幻想生活在地平线之外的大山大海边。
就在许多的新和旧、远和近，许多的僵固和流动的混杂中，平原上的刘小样苏醒了。那是20世纪的最后两年。迈过30岁之后，刘小样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清晰了。
以刘小样的性格，如果把摄像叫回来重录一次，她一定说不出来了。张越浑身冒汗，手指甲无意识地抠进手心里，棉服里的毛衣湿透了，心里不断在重复“完蛋了，我全错过了”。
簌簌的风雪中，昏黄的原野模糊又清晰。雪花落在两个女人的肩头，她们的谈话充满历史感、时代感和个人的命运感，但张越不能张口说“停下来吧，等我一下”。
王树生支持她去“看病”。当年，妻子在电视里说，她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那时的王树生听了，极受震动。20年里，妻子清醒了。可他不明白，人练敏锐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受自己活着的苦痛，究竟是为了什么。
2001年，觉醒后的刘小样告诉张越，她的身体在过着一种日子，心里永远想着另外一种东西，她又不能出去，这是她的悲哀。
20年后，刘小样告诉我，不能彻底地出走，总想要兼顾，这可能就是她的局限。
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
最初，栏目组本身的性别意识也和整个环境一样存在痼疾。
做了几期之后，编导们问我：“满大街都是普通人，我们找选题的标准是什么？”我说：“第一，有独特的个人命运，并且有能力进行个人化的表达，就是我不要听套话。第二，通过TA的个人经历，能看到群体和阶层的经历和处境。第三，通过对群体的关照，能够看见时代和历史。”
我意识到，在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乡村女性的城市化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
龙丹妮：酒神带领众人狂欢
龙丹妮成功追回了绝大多数逃跑的人。过去20年，她喜欢用“一场大型的行为艺术”来譬喻这个充满狂欢、刺激、冒险和突发的选秀事业。
在范立欣看来，龙丹妮一直在用选秀的形式做一种近似“人性和青春测试”的试验。范立欣好奇的是，“中国的娱乐产业，在检验、刺激、挤压人性和价值观上，到底能走多远”。
她不讳言“对观察人性的痴迷”。从职业生涯早期，她就清晰地知道，“自己天生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对人性特别感兴趣，而且特别喜欢看人性的一个变化，挑战人性的一个临界点”。
在这场长达20年的选秀狂欢中，她一次次搭建平台，制订规则，观看“卡里斯马”的光晕如何在一个昨天还是普通人的选手身上显现，观察“召唤”如何在每一代的选手和受众之间升起，随后又消亡。
这项事业的致命吸引力在于，一个人的眼光、嗅觉和判断，将一次又一次影响巨量人群的欲望、消费、选择和审美。而人又是最富魅力、最有趣同时最危险的产品和对象物。
龙丹妮承认，“以前真的不想（这些），以前听到就头大”。这是那个已经逝去的、用荷尔蒙和直觉驱动的电视时代，她不屑于去做的事。现在，她不仅形成了新的数字逻辑和手册依赖，她的话语风格也产生了巨大变化。用户画像、产品逻辑、数据支撑、点击率、方法论、KPI、PGC、下沉——这些在选秀1.0和2.0时代很少出现在她嘴里的词，如今高频出现在她的采访中。这些直接而灼热的新时代词语，似乎覆盖了过去的直播、海选、荷尔蒙，组成了一本新的偶像打造词典。
2018年以来，互联网选秀已经成为中文世界越来越庞大的一门生意。在绝大多数节目的舞台上，年轻的选手们谦和、励志，总在90度弯腰鞠躬。每个人都显得稳定、光滑，比赛的每个环节都安全、可控。这让那个失控的夜晚以及少年们不驯和嶙峋的行为，在当下的偶像制造图景中，具有了某种异质性。
龙丹妮的解决方案是，在承认绝望的同时，拼命燃烧。音乐、青年文化是她选定的毕生燃烧方式。而通过选秀，在自我生命意志的实践层面，龙丹妮最大长度和最高密度地沉浸在她追慕和热爱的青春王国中。在一次次对青春和本真人性的沉浸、挤压、激发、放大中，她以此去对抗死亡、衰老、重复、无趣和庸常。
学者白玫佳黛认同龙丹妮对巨星的看法，“巨星需要冒犯，需要脱溢出规范，需要一个允许更多样性的存在环境”。她也能理解龙丹妮对多样性和独立人格的审美价值偏好，“但对多样性的允许程度，实际上不掌握在龙丹妮手里，而是取决于更广阔的结构力量和时代土壤”。
在著名乐评人李皖看来，龙丹妮不仅是粉丝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早期共谋者，并且是“全程的一种制造者和共谋者”，“就是在这个行业的推波助澜下，粉丝文化迅速做大，变成当代文化生活的一个庞然大物，渗透到了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威力不可掌控”。
一艘自己的涉渡之舟
当她告诉我，这些话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包括最亲近的家人，而这些遗憾到她离开的那天都会一直存在时，我的心脏像在被一双沾满粗盐的手狠狠揉搓。难过的同时，我也庆幸自己打了这个补采电话。
这些都是工作中的快乐时刻。作为作者，你通过自己的工作，部分实现了不同性别、身份、文化、地域、阶层的人们，对彼此的关心、好奇和共情。通过自己的工作，你抓住了一个极宝贵的机会，成为一个从来没有被分享过的生命故事的听众，让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不再是树影似的私语，而成为一扇明亮的窗、森林里另一棵迷人的独立的大树。
两年前，其中一位朋友告诉我，是我对他的性别观念进行了启蒙。这是很大的词，我不认为自己做到了。我只是不掩饰自己的愤怒。或许是因为我成长的家庭环境，或许是因为我的知识结构，从一个正常的坐标系出发，我才愈发感受到许多不正常和不公平。我想做些什么去改变这一切，哪怕只是抽走这面高墙里的一块砖。
在一个愈来愈便利、光滑，愈来愈抖音化、小红书化的时代，真实成了最稀缺的感受。标记自己，售卖自己，带领更多人进入图片、视频和消费的狂欢，似乎成了今日的现实。成功和被人关注，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飞速和容易。然而在这一切的另一面，又存在似乎从未有过的乌云压城式的集体焦虑。
二
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
他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正在变化。他开始觉得原来自己做的“关爱女孩”项目，理念上是有问题的——“我们提出‘关爱女孩’，其实是不准确的，关爱是对弱势群体的，但是女性并不是社会特殊群体。她们需要的不是关爱，而是平等。”
这个政策的目的不在于让多少家庭真的这样做，而是为了让家庭有个讨论的过程。龚存兵说：“让新生儿随谁姓的问题上，有一个平等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从而淡化父姓意识，从根本上解决男孩偏好问题。”
男人们常常有一种惯性，可以很自然地说出类似“现在已经男女平等了”这样的话，但那些具体的、细碎的、沉默而顽固的细节，仍存在于每个乡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中。
政策执行过程如漏斗，一层层筛选淘汰。机缘巧合之中，每一层刚好都有想做事、能做事的人，才成就了最后的好局面。
文华和龚存兵都对《人物》作者提到他们的遗憾，这一类试点项目到最后，最难的便是“持续性”，“说实话，当时我们做项目时轰轰烈烈，感觉会把事情做得很大很大，但到后期项目推进就变得很难了”。他们都呼吁顶层设计，希望通过制度将其固定下来，这样才能把在长丰点亮的灯，照亮到更多地方。
但他们也同样认为，至少在这个县城里，这项试验留下来了灿烂的遗产。村规民约不是遥远的文本，而是贴在每户人家墙上的法律，把农村女性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固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性别视角，它的启蒙与唤醒，深入到基层政府之后的每一次决策中，让性别平等的理念在此深入人心。
免费HPV疫苗，一座城市给女孩们的礼物
从最理想的情况来看，不久后，鄂尔多斯也许会成为中国最先消除宫颈癌的地区——严格的癌前筛查，如同通往癌症道路上的一道道路障，将保护这一代的母亲；而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女孩，则会因为疫苗的存在，获得更自由和安全的人生。
过去这些年，全球每年大概有30万女性死于宫颈癌——只少于乳腺癌和肺癌。并且，绝大多数的死亡都发生在还未建立宫颈癌预防系统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按照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研究，2018年，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宫颈癌疾病负担分布在中国和印度。许多发达国家的宫颈癌发病率在下降，而我国的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在攀升。
比起被动治疗已确诊的宫颈癌，主动在广大人群中筛查，也许能帮助到更多人。
做两癌筛查要对抗的远不止疾病本身，还有贫穷、信息匮乏，以及女性对于身体的羞耻，还有围绕在她们周围的那些成见。
他打开电脑，把一份上百页的、名为“为了姐妹们的健康”的PPT给我看，多年磨炼之下，他已经掌握了对基层女性言说的技巧。他往往不会一开场就说宫颈癌，而是从年轻人结婚生子说起，再到孕前筛查和遗传疾病，中间自然转到宫颈癌。人为什么会得癌症？不能说“细胞出现无限制恶性增生”，大家听不懂，就说细胞变坏了、不听话了，“一句话完事儿”。
很久之后，人们才逐渐理解鄂尔多斯的环境与疾病的关系。过早结婚、孕育，多产，是牧区女性感染HPV的高危因素。而草原的干旱和风沙，地表和地下的煤矿、天然气、稀土，会让她们的免疫力变弱，病毒不易清除，时间一长就开始恶化。
在如今的鄂尔多斯，宫颈癌的三级预防系统已经建立。各旗县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是离普通女性最近的一道防线，她们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整个城市。
前妻
她回答，两个人都是她最心爱的。她曾为张玉环付出，不顾一切，但现在她要回到于胜军身边去。但最重要的不是她回答了什么，而是她接着跟这位记者说：“谢谢你，问出了我的心声。”她敏锐地看到，在过去与现在的生活之间，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冲突。
外婆在厨房写作
“我妈妈最了不起的一点是按照质朴的人性来看待事物。”身为女儿，她受到影响，并为之骄傲。
她全身心参与他们的成长，把他们拉入自己的生活。直到现在，漫长的交谈依然是杨本芬和章红的相处模式。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所以当时间过去，记忆经过层层筛选，我的童年好像只剩下了完全不同的两部分。一部分是童话式的乡村牧歌，是每年两季的水稻青青、秋收后风吹荒草的味道、果实和物产。这赠予我对土地、自然和植物牢固的、不可更改的爱。另一部分就是那些悲哀的死亡、频繁响起的哀乐。对死亡的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以及对亡灵的深深恐惧，我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的。
当王海石医生在他的办公室里，跟我说到“一过性冲动”的时候，我想起她——我早慧的、早逝的姨妈。一种沉重的悲哀和一种困惑终于得解后的轻松，同时笼罩了我。
我想那是一个决定性时刻，让我从真正意义上挣脱了原来那种统治过我的单一的家国叙事和男性视角，找到一个属于女性也属于我自己的声音——不考虑太多公共性和社会责任，不去想任何新闻操作手册，而是写出那些更丰富和更广阔的、不被注意的女性故事。这两种叙事不矛盾，不分上下，它们是可以共存的。
当代女性所拥有的这些，包括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相对平等的政治权利、参与社会分工的可能……不是由来已久，还只存在了短短几十年。而那些具体而琐碎的障碍，仍顽固地出现在每个女性的日常生活之中。
三
审判一个新手妈妈
角田光代在《人物》的专访中说，“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原来听人说话，根本搞不清啊！所有人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但证人、被告、辩护人、检察官说出来的话，总有多多少少的微妙差别。哪怕只看证人的证词，不同立场的人说的也不一样。我当时反复琢磨，这种话说完了、事还搞不清楚的感觉，是日语特有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这种说不清的感觉，让角田光代回忆起她长期书写的女性故事。
这是一场真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罪行，但关于一个新手妈妈的审视，其实时刻都在现实中上演，和故事的女主角一样，她们的困境也被悄无声息地埋葬在琐碎的日常中。
正是因为这样的无力感，角田光代在这个“家的密室”中察觉到女性逐步迈入的一种微妙的失语状态——一个女人初为人母的那几年，总是在女性叙述中轻描淡写地抹过去了，女人不想表达，也不期望得到他人理解。究竟怎么一步步担负起母亲的工作？答案常常消失在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泛鼓励中：“母性是天生的啦”“当了妈妈你就知道啦”“那么多生过孩子的人都熬过来了，你到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啦”。
然而，她所观察到的女性真实恰恰相反——没有人会天然地知道该怎么做一个母亲，初次育儿的每一天，处处都是未知，是源源不断的焦虑和担心。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样熬过婴儿止不住啼哭的夜晚，也没有人能知道这个黑暗夜晚的尽头还有多远。在困倦、疲惫、敏感、脆弱的时刻，丈夫的帮助仅止步于心血来潮。一个新手妈妈也很难向人求助，因为求援总会换来对自己的审判：“你怎么这么小的事都做不好呢？”“我们家的孩子就很乖，很不费心呢”“我当年生孩子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呢”。做不到的她们好像成了恐怖片的女主角，想要挣扎呼叫救命的时刻，被人关成静音，没人理解她们的绝望。
角田光代用自己的写作实现了一种反驳——就算不是亲历者，就算没有经历过一样的困境，人依然可以寻求到一种理解，一样能够感同身受。体会到对方的痛苦，这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意愿问题。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不清的问题呢？同样的一句话，一个人听得刺耳钻心，一个人听了压根没往心里去，什么样的话会造成这样的差异呢？我想要描写女性常常身处的这种困境，说不清楚，却无法辩驳，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默默忍下分歧。”
从更大的层面来说，它的主旨是想让人们意识到，去想象立场不同的人的处境，去体谅立场不同的人的苦楚，这是人与人共同相处的必要环节。
我想要关注的人，不单指男性或者女性，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活法。”
同为女性创作者的编剧筱崎绘里子，为角田光代的故事添加了一个新的结尾。按照原著，失神杀死女儿的新手妈妈依律被判刑，但剧中审判新手妈妈的男性法官在宣读判决书的时候，特意加上了这样一番话：
“因为初次育儿常感到困惑，又被周围的人无心的言行所影响，更丧失了自信。没有人来帮助自己，也无法求助，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被告人的罪行是由被告人独自犯下的，但究其根本，包括丈夫、婆婆在内的家庭成员等所有人叠加在一起，最终对被告人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压力才是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责任都由被告人一人背负未必妥当，法庭认为，这原本应由所有相关人员共同承担。”
这是包括剧作者、原著作者、主演，还有屏幕前面的女性观众在内，所有人都感同身受的一场救赎。在育儿这场说不清的官司里，这是写给每一个真实亲历者的一段清楚的判语。角田光代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幕戏，一边看一边跟着掉眼泪，与剧中的新手妈妈深深共鸣，为她在育儿中的孤独、无助、辛苦、心酸落泪。直到播送结束，电视屏幕上滚动出现自己的名字，列在“原著作者”一行后面，她才回过神来：“欸，原来这是我的故事吗？”
张弥曼：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
对张弥曼来说，让她毕生着迷的是这个万物演化的世界、这个又热闹又孤单的学科。面对化石那一刻，房间里仿佛重现许多遥远时代的生命；但那一刻，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
在古生物学家的眼中，人类就是改版后的鱼。直到现在，我们身上还保留着来自遥远祖先的痕迹——我们从鱼类祖先那里继承了绵长曲折的喉部神经路径，胎儿出生之前还有过鳃裂消失的阶段，背部和腕关节的主要骨骼都是从水生生物进化而来的。所以，我们走路久了可能背疼，长时间打字手腕酸痛都情有可原，毕竟我们的鱼类祖先平常可不干这些事情。
那么，第一条鱼如何爬上陆地？离开完全熟悉的水的世界，鱼类登陆后发生了什么？它要如何呼吸，如何支撑自己的身体，如何活下来？从它们身上反推，当时陆地是什么样子的？它们在演化中所经历的起起落落，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些是张弥曼和她的古鱼类学同行们所感兴趣的终极命题。将所有古生物学家对遥远过去的认识一点点拼凑在一起，就是一棵绵延至今分支复杂的生命演化树。越靠近演化树根基，越接近人类起源的根本命题：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是古生物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反对。鱼类登陆呼吸需要内鼻孔，但属于总鳍鱼类的杨氏鱼没有发现内鼻孔，这直接动摇了“总鳍鱼类是陆地四足动物起源”的传统判定，改变了此后的教科书。张弥曼赢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也为中国科学家赢得了世界声誉。
张弥曼所做的连续磨片，清晰细腻地复原出杨氏鱼脑颅、脑腔、脑腔血管甚至神经通道的极其微小的细节，这是连目前最先进的CT和数字还原技术也无法获得的准确信息，是再精密的机器也无法实现的极致还原。哪怕已经过去30多年，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为什么连绝对权威也不得不服气。
“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里，一个科学家怎么保持住你的纯真，这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旁观者的谜
这是我亲历的中东报道困境，新闻并没有帮助人们互相理解，也没有稀释偏见。它迫使我不得不重新审判自己的职业选择：写作究竟是什么？报道能不能给现实带来切实的改变，还是一场只留在纸面上的喧嚣？
我的写作失败了，它向我证明，仅仅简单、直白地呈现事实，不深入思考表达的有效性，沟通就会在文字中断裂。
这也是一直以来我想打破的一种报道偏见。很少有人会在写作中强调男性科学家的性别，一个男性科学家首先被看到的是他的专业，但一个女性科学家往往首先被看到她的性别。关于女性科学家的报道总是少不了一些固定主题，比如如何平衡职业和家庭，如何在科研期间照顾孩子，这是男性科学家不会被问到的问题。这导向了一种诡异的结果，一个男性科学家更容易获得基于“人”的报道视角，但女性科学家只能得到基于“女人”的视角。
一定程度上，写作在这篇文章里促成了理解，我的迷宫开始有了出口。
现在我也明白了，真正的勇气恰恰在于认清了无可奈何之后，依然为罕见的可能性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