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据马国贤神父回忆录所记，雍正元年管理内务府的是康熙的十七皇子，他把神父们召集到一起，通知他们以后就不再归内务府管，也不算内务府的人了。不归内务府管也就是被剥夺了内务府身份，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以后他们得不到皇帝的专门召见，不能人宫了。皇十七子还专门强调了这一点。能人宫面圣是了不起的特权。这个传教士享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特权，就这样被取消了⋯⋯从被赶出内务府，到雍正全面禁止天主教，中间大概相隔了九个月时间
1675年，当两岁的太子刚刚被立以后，传教士就开始了长远计划，努力接近太子和他的势力圈。这个圈子的核心是索额图，是太子母亲的叔父。传教士一直和索额图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很多传教士的书信中都提到过索额图，称他为“索三”，因为他是索尼家的第三子。索额图和传教士的往来在铲除鳌拜之前就开始了。传教士能得到康熙颁布的容教诏令，就是索额图帮传教士打通了礼部的各个关节。有了索额图的这层关系，传教士在太子还未成年之时就在太子的核心圈子中了。从北京传教士发回欧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太子赞誉有加，而且认为他能延续康熙的容教政策。1706年，教皇特使多罗参加了康熙的辞别会后，还去了太子那边。多罗对太子的印象很好，认为太子会继续容留天主教
传教士跟当时大多数的朝臣一样，并没有预测到雍正够继位。这也是为什么传教士在雍正继位之前并没有专门花精力接近雍正，跟雍正私下建立起关系的原因。传教士内部其实分析过谁有可能继位，但他们并没有想到雍正。他们也跟当时的主流分析一样，把重心放在了皇八子和皇十四子一派上。当时，皇九子、皇十子在京城负责给在西北的皇十四子通报朝廷中的讯息。而传教士穆经远就属于皇九子一系，参与了康熙晚年皇子间的争位斗争。
打探中，传教士还了解到福建地方上对修女问题有意见。当时福建有遗弃女婴的习俗，传教士因此收容了不少女婴。收容的女婴长大后，传教士把他们培养成修女。当时福建以及浙江很多地方男女比例失衡，由于男子娶不到老婆，这些地方还存在卖妻、典妻的习俗。福建乡绅看到修女，认为这是天主教蛊惑妇女入教，影响了当地的传宗接代。他们并不了解这些修女大部分是由弃婴长大而来。
雍正收到福建的折子后，把折子转送到了礼部，让礼部部议，礼部给出的最后结论是赞同折子所请，同意禁止天主教。雍正元年的最后一个月（1724年1月），雍正发出御旨禁教。整个过程从满保上奏，到最后禁教，事情发展得很快，总共不到三个月⋯⋯历史中的细节也印证了禁教是雍正自己要禁教，根本没有什么历史趋势以及大的历史事件迫使雍正禁教。在知道福建递上来的折子后，康熙的十二子、十三子、十六子在传教士找到他们后的第一反应都是他们可以帮忙。但他们最后没有帮上忙，就是因为知道那是皇帝个人的意思。但他们的第一反应都真切地说明当时并没有什么大事，几个皇子都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原因需要禁教。这几个皇子都是雍正的人，反应尚且如此。其他跟传教士交好的，如皇三子、九子、十子，这时都已被流放。当时跟雍正关系最近，也是雍正朝权力最大的皇十三子，就当着传教士和皇十六子的面说过，他一看到满保的奏折就觉得不妥，认为不能拿一个小地方事件，做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政策。而且礼部中的满人和汉人尚书在第一次会议中，同时都反对这个折子所请。虽然他们二人最后都妥协了，但他们最初的反应也说明当时社会没有什么大家公认的“潮流”“趋势”在支持禁教。这些历史参与者的第一反应是值得注意的。
说到雍正信佛，欧美学者认为清初皇帝都宣称崇信佛教，这是他们的政治需要，因为佛教信仰能帮他们更有效地统治广大的蒙古和西藏地区。因而信佛是一种政治手段。民国清史大师孟森尽管深知雍正信佛修行，但他基于雍正上台后残酷镇压异己和兄弟的历史，不相信雍正是真正的佛教大师，因而解释雍正是通过佛教修行来掩盖他夺位的企图。中外史家的这些解释，都混淆了一个时间顺序，那就是雍正先是佛教修行者，然后才是皇帝。雍正在他20岁出头就与佛教结缘⋯⋯禅修中有破三关的说法，是禅修的三个阶段。雍正上面三段记录就是分别写出了他破三关的主观体验以及时间。而且他的破关经历还得到了章嘉活佛的确认。这位章嘉是章嘉活佛第一代（1714年圆寂），是当时著名的高僧⋯⋯对于“重关”，雍正的评价是：“即观透重关者，亦不多见，近年以来，几至埋没不续矣。按雍正的说法，破重关在历史上已经很少见了。而雍正的水平是不仅破了重关，还破了第三关，同时他还指导一些人破了重关。从雍正的这段评价三关的文字可以看出，雍正是把自己放在中国佛教修行的千年历史中做的评价。
对德里格个人来说，他在康熙晚年最大的收获是做过雍正的音乐老师，而且一直和雍正保有私交。因为有这个私交，雍正一上台就把售里修从软禁中释放了，而且还任用他来负责接待雍正朝所有来华西洋使团。也是在雍正上台这一年，德里格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在北京建立一座属于自己的教堂，这样他终于能从耶稣会神父的教堂里独立出来。他建立的教堂在北京称为西堂，在现在西直门内大街上。德里格的例子就最直观地说明了和皇帝登位前的私交对传教士来说是何等地重要。
雍正元年，北京传教士继续和雍正要打击的苏努一家走得很近。苏努是努尔哈赤四世孙，与雍正同辈，累世军功，有贝勒封号。在康熙朝，苏努一家一直支持皇八子登基。苏努本人没有信教，但是其有四个儿子以及数十名家丁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后陆续受洗，都是当时有名的天主教徒。因此传教士一直和苏努家有来往⋯⋯在发配皇九子到西宁时，除了穆经远以外，还发配了苏努的两个儿子。雍正一直派人监视皇九子等人的言行。但让监视人都感到意外的是，穆经远竟然在1723冬（当年的圣诞节）公然给苏努两个儿子受洗，让他们正式成为了教徒。这些都被眼线汇报给了雍正。后来，让雍正更气愤的是，他发现皇九子为了躲避监视，竟然把西洋文字做成密码在和北京联系。而这西洋文字无疑是穆经远教的⋯⋯后来，雍正坚持要杀掉穆经远神父也说明他一定是比较深入地卷入了派系斗争。雍正知道杀传教士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但他思虑再三后，还是赶在葡萄牙为穆经远神父求情的使团到来前，把他给杀了。穆经远是葡萄牙王室派出的神父，他在康熙晚年一直是耶稣会里的领军人物。他成为鸦片战争前唯一一个因为政治问题被杀的传教士。但细看现存的穆经远审讯记录，他根本没有犯任何真正的罪，有的只是对皇九子的忠心。
但是，传教士忘记了一点。雍正初年，举国上下，没有任何宗教团体像传教士那样深深植根在北京的满人权贵圈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卷人了皇家的家庭恩怨之中。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传教士的命运其实是和当时的皇位之争紧密相连的。如果康熙以后继位的不是雍正，传教士在华的轨迹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按照传教士的理解，这是上帝的安排。按中国的通俗说法，这就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