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论

台湾人只是接纳了构成铁路系统的硬件，但伴随交易而生的却是一套本土化的态度和价值观，它们是由小资本主义者，即家庭小业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因为这是当地人最熟悉的经济环境。中国商行（firms）的运作原则无外乎买方所获越便宜越好，卖方所售越高价越好，这些交易所得直接进入双方各自的口袋。商行的大部分雇员都是受信任的亲戚或被密切监视以保证把雇主利益放在首位的学徒。私人联系限制了生产关系，非私人的企业模式鲜少得见。
在20世纪90年代，保有类似原则和实践的小资本主义商业仍然活跃于中国台湾（以及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在中国大陆，本土的“小资本主义”继续和大规模的企业共存，从中获利并渗入其中。
“小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用吗？它意味着什么?如何运作?其政治经济后果是什么?本书试图揭示隐藏在表面看来变动不居的近现代中国生活中的宏观结构的连续性。此处所谓近现代并非严密的概念界定，大致包括了帝制中国晚期以来的历史。这里的问题是：帝制中国晚期和当代中国有什么文化相通之处?
 在《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s without History）（1982）这本书里，沃尔夫认为1400年之后的世界是被起源于西欧的一种资本主义的压力重新塑造的。在我看来，中国或者说整个东亚，是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例外。儒家文化圈的人们不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把欧洲人挡在门外，还把经济渗透——甚至工业化——的大部分进程控制在自己手中。资本主
义——至少是欧美主导的资本主义——现在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部理解以及将来它会被什么替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更好地理解欧洲人入侵之前中国的
政治经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西方帝国主义对世界的重塑中幸存下来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经济体（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将其称为“世界帝国”）。最擅长分析经典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必须创造新的思想，否则就无法更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本身，或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而言越来越重要的中国特例。
赫尔曼·雷贝尔（Hermann Rebel）定位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政治经济学家们最有启发之一的是那些经历过··互相交叉的不同生产方式的人们，他们自然而然地过着两种或三种由这些生产方式主导的生活。”（雷贝尔，1989:131）我在第2章中提出了一个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特点的抽象双层阶级结构，即一个人可能既是与国家统治者阶层有关的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同时也是小资本主义复杂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小业主（owner-operator），他和雇佣劳动力、从事生产的小生意人共同构成这个经济体系。然而，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一点是，具有不同身份的同一个人常常必须做艰难的决定，即在特定情况下哪一种生产方式的逻辑应该主导他们的行动。简言之，到20世纪，中国人不得不在四种互不相同的生产方式中做出选择：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再加上更为古老的小资本主义和贡赋制的生产方式。
中国人受制于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至少长达千年，它们给中国人提供了不同的甚至是部分自相矛盾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其一是由国家运作、国家受益的贡赋制生产方式。其二是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是由亲族合作进行的商品生产。生产方式是一种行为/观念体系，它把多余的财富从权力较弱的阶级转移到权力较强的阶级那里。在帝制晚期近千年的贡赋制生产方式下，所谓士大夫（scholar-officials）阶层通过直接纳贡、收税、强制服徭役和世袭劳役等手段直接将各个生产者阶层（包括农民、小资产者、雇佣劳动者）的剩余财富据为己有。在自宋代开始繁荣发展的私有市场里，自由生产者通过雇佣劳动力和壁垒森严的宗族/性别制度使其余的那部分剩余财产在平民阶级之中转移。在中国，亲属关系、性别制度与国家控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小资本主义者是商品的生产者，他通过亲缘关系的习俗组织起来的企业，更多是为市场而不是为自己生产的。家庭生产者的生产有赖于一套按差序清晰排列的劳动力：血亲、姻亲、过继或花钱买到的家庭成员、学徒和雇佣劳动力。这种生产所依靠的阶级文化保证提供可靠的劳动力、原材料、信用和资本。小资本主义者在平民阶级中建立的人际关系对他们的存续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这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围。他们拥护自己的共同体，防备那些只会贪婪敛财的官员和（最近产生的）资本家们。随着商品的生产，小资本主义者既生产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性，也被其生产，他们微妙而有效地对抗着中国统治阶级所制定的贡赋制的企图。
小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被嵌入处于主导地位的贡赋模式之中的。这一贡赋模式由朝廷的官员掌控，官员们需要可靠的财政收入、稳定的阶级关系和持久的统治权，以达致满足他们个人需求的目标，他们让这些个人需求凌驾于经济发展的明显需要之上。官员们把亲属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通过维持亲属关系的正统性（当然也通过其他途径），他们也就控制了劳动者，并借此对资源的私人积累设限。
小资本主义模式之所以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被涵纳在贡赋制生产方式之中，是因为统治阶级在定义并维系着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要素——亲属/性别制度。它被当作受分层控制的整个社会形态中的一个方面。亲属/性别制度在运用到妇女身上时是有待商榷的，但它的原则——父系结构牢不可破——最终受到统治阶级权力的支持。
帝制中国晚期的两种生产方式都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并随着时光流逝，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当来自官员的压榨遭到家户的抵抗时，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实践就越发复杂化。近期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多证据，旨在表明中国历史的发展更多来自它的内部动力，而不是西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柯文［P.Cohen］，1984；史景迁［Spence］，1990）在这里我想提出的观点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一种“小资本主义”的积累倾向，这种积累一直受到贡赋制力量的无情掣肘，为的是让它为贡赋制而不是资本主义目的服务。然而，一旦小资本主义开始跟资本主义结盟，旧秩序就受到威胁。本土的小资本主义者如果发迹，就会产生阶级分化，其结果是很多人生活悲惨无着，一部分人可能会积累一些财富，但只有很少的人会变得很富有。虽然主要从贡赋模式中获益的中国人会尽可能长久地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但那些受益于小资本主义发展的人完全拥护新兴工商业，常常公开违背统治阶级的意愿。
资本主义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持久同时也许是最为深远的影响，并非由19—20世纪欧洲和日本的侵略带来，而是随着西方和中国的商业冒险家们在东南亚相遇而产生的。在16—18世纪，中国的小资本主义者通过“下南洋”疏通财路，建立起属于穿梭旅居者的小经济王国，并在大部分太平洋国家的财富积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额。随着家庭贡赋和跨领域投资的流失，这个海外“影子”社会一次又一次地迫使中国的统治者以一种困惑的恼怒，轻蔑地对泱泱中国之外的世界投以一瞥。海外华侨的贡赋经验局限在服从外国的帝国主义，服从家庭生意的绝对需要，服从贡赋敲诈的强盗行为，这势必催生出小资本主义视野的政治实践，使其在中国命运的走向中扮演着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角色。
在利用美其名曰“亲属”的社会关系来配置劳动力的社会形态时，人们被划分到不同的社会网络或亲缘团体中，划分的标准有性别、财富多寡或血统纯异，和祖先的连结，以及神话、仪式、象征物的不同分配。贡赋形态把这些标准变成等级体系，并建立了明确的社会分层，每一个社会阶层都被一种显著的内在物标记，并决定了它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特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个人从包罗万象的归属体中剥离出来，并将其设置为独立的行动者，可以在市场上及生活的其他领域中自由地交换、运输或以物易物。更进一步说，三种社会行动者的分类模式揭示了它们跟“自然”和宇宙非常不同的关系。（埃 里克·沃尔夫，1990:593）
不管中国人对将来寄望如何，他们必须首先接受自己的过去。中国的思想家一再地被告诫贡赋制“封建主义”的威胁（张博树［Zhang］，1994:128），但中国的小资本主义遗产却没有得到清楚的认识。小资本主义用两种方式实现扩张：其一，通过雇佣关系；其二，通过亲属/性别制度，很多中国人把这个制度当作自己在险恶世界中唯一的避难所。但亲属/性别制度并不是一个自然生成、未经雕琢的现实存在。几个世纪以来，就像中国的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的那样，有很多人被它伤害。然而，它对国家统治的有利一面让它的一些最为负面的特性一直延续。要根除小资本主义，中国人就需要修改那些允许把亲戚当作商品的法律和义务。妇女和年轻人的商品化不仅让他们受到伤害，也让社会受到伤害，更是把大家都置于人口学的危险中。
和中国文化中的贡赋制面向相比，小资本主义自有它的积极特征。它能激发经济活力，这必然是所有中国人都期待的结果；它倾向人人平等，这也常常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心之所向。要梳理出哪些是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传承中需要被扬弃的，就需要对贡赋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进行较为清晰的区分。然而，从现实生活经验中勾画出这些智识上的区分只是改变的第二步。至于第三步，从这些有时会要命的传世瑰宝中进行选择，人们必须承担风险。幸免于这些风险的外国人或许可以夸夸其谈，但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将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