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试及其背后的较量（下）

考场上能力有余帮人答卷虽好，但最怕的是闹出“乌龙”，把别人的卷子答得比自己的还好。
    清人王伯恭的《蜷庐随笔》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光绪丙戌（1886年）科会试，其友人刘丹庭入场后，邻号有一个名叫刘培的考生用巨资请其捉刀，刘丹庭欣然允诺。等到发榜后，刘培居然高居第一名“会元”，而刘丹庭尽管也高中了，但是名次反在其下。这个刘丹庭真是堪称史上最敬业的“枪手”。
    这件事后来传得沸沸扬扬，殿试时刘培被单独安排在后殿考试，而且居然没有一个王公大臣愿意为他传递卷子。殿试后刘培自然名列榜尾，会试第一而殿试最后的恐怕只此一人，后来他花费了重金才将事情摆平。还好是清末，要是嘉庆以前必定严查，两人都得掉脑袋。
    应该说，级别越高的考试越容易刺激人产生越轨的欲望，正所谓风险越大收益越大。最公正的考试往往是那些不高不低的考试，像会试这样高级别的考试容易成为有力者逐鹿的舞台，所以“暗战”不仅发生在考生之间，甚
至也发生在考官之间。
    晚清梁溪坐观老人所撰的《清朝野记》一书中有“眉寿七进士”一则，讲的是光绪年间会试主考官潘祖萌向老乡“通关节”的放事。潘祖萌和翁同穌都属于清流派，清流大佬常年主掌文衡，往往通过这种方式来提拔一些青年才俊加入自己的阵营，增强己方的实力，以便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抗衡，因为清流派是主战的。由于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强，老乡自然是最受欢迎的。
    光绪己丑（1889年）科会试之前，潘祖荫为同乡设送场宴，席间他突然对众人说：“我新得一鼎，考其款识，乃鲁眉寿鼎也，特刊为图说，以就正博雅君子焉。”说完，每人各赠一拓片。大家刚开始也没放心上，等到会试考官一宣布，潘祖荫被任命为总裁，第二场经文题为“眉寿保鲁”。“得图者咸大悟，撇去常解，以鼎话题”，发榜后，苏州有八人榜上有名，其中七人为当日赴宴者，后人戏称为“眉寿七进土”。
    唯一一个没有赴宴而中式的苏州人是王同愈，且中亚元，令人意外。原来当时赴宴的还有吴清卿等在京为官的苏州人，他也带回了一张拓片。这个王同愈到吴清卿家拜访，看到拓片后爱不释手，讨了回去。其实王同愈拿到的拓片原本属于苏州才子许鹤巢，只是当天许鹤巢因病不能赴宴，结果名落孙山，让潘祖荫为之叹息不已。
    老实说，这件事的真实性让人心存疑问，毕竞是野史，多少有意想的成分。语祖萌如果能够一手遮天，就不会多次会试想录取南通的张容而功亏篑了（张容之事后面有专门论述）。根据《翁同稣日记），当车语祖萌只是三个别总裁之一，上面还有正总裁李鸿藻，李是直隶人，为北派领袖，而潘是南派大佬，两派取士时一直都是明争暗斗的。即使潘祖荫能摆平其他的正副总裁，这些老乡的卷子也极有可能在送总裁审阅前就被某个房官黜落了。
再说，会试最重要的看第一场，等到第二场再通关节也来不及了，不过主考官利用抡材的权力为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集团牟利确是会试中常见的景象。
    清朝会试的中额实行分省取士的原则，这也符合了科举发展的必然趋势。科举史上，凭才取士和分地取士之争由来已久，而从国家利益考量，显然后者才是最佳的选择。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会试，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南北榜”案，该科所录取士子清一色是南方人，北方士子无一入选，导致群情激愤。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成立调查组，但问题的实质是南北方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调来查去也没有结果。然而，为了平息众
    序士怒，笼络北方士子，朱元璋还是大开
杀戒，两位主考一被流放一被凌迟，还有一堆相关人员或杀或流放。此后，明朝开始实行南北卷分录的制度，后来经过改善，形成南、北、中卷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