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反宗教改革：奴隶贸易的祸患 699

       正如我们在上文讨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时所指出的那样。进口非洲奴隶起初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保护美洲土著免受剥削的权宜之计。大部分神职人员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道德灾准。当时的流行观点认为将奴隶从非洲运到美洲是拯教他们摆脱异教黑暗境地的善举。墨西哥城大学里有一位名叫巴托洛梅·德·阿尔沃诺题（Bartolome de Albonoz）的方济各会士，他在157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合同法的著作。在书中，他以清醒的头脑谴责了上述论点，嘲讽地评论道：“我不相信人们能够证明，根据基督的律法，可以通过肉体的奴役来换取灵魂的自由。”和他的言论在当时应者寥寥：主流传教士往往还是只关心灵魂不关心肉体。17世纪早期的西班牙领地上只有两个奴隶引入点，卡塔赫纳（Cartagena，在今天的哥伦比亚）就是其中之一。那里有两个独行其是的耶稣会士，阿隆索·德·桑多尔（Alonso de Sandoval）和佩德罗：克拉韦尔（Pedro Claver）。他们花了多年时间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照料刚刚活着横渡大西洋来到码头的西非奴隶，并为他们举行洗礼。两位耶稣会士的事工活动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细节：他们会为洗礼仪式准备大量的清凉饮用水——绝望而感激的奴隶自然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息。
       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教牧工作勇敢地反抗了主流文化，在殖民者群体中激起了切实的反对。他们首先会向处境悲惨的奴隶灌输负罪感（特别是关于性的罪），然后就督促悔罪者们悔过自新。在西方基督教文化集体犯下的罪之中，这些耶稣会士规劝受害者悔罪的努力看起来非常古怪。他们尝试调整制度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打算横跨大西洋前往贩奴航线的起点为奴隶们举行洗礼，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位于今天安哥拉的洛安达（Loanda）城是西南部奴隶离开非洲的主要聚集点，城内神职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启程之前为他们施洗。直到19世纪70年代，在英国人宣布英国领地废除奴隶制且葡萄牙人也正式效仿的四十年之后，葡萄牙的洛安达主教依然习惯于整天端坐在码头边的大理石椅子上，在俘虏们被送过大西洋之前主持洗礼仪式。因此，大众传教活动在非洲受阻并且基督教受到当地人的鄙视也就不奇怪了。